1956年，在中共八大召开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这次调查研究，意义十分重大。 为什么要进行这次调查研究？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从1949年10月到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六年多。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只用了三年时间，就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在这个基础上，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也已进行了三年多。与此同时，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的逐渐暴露，如何以苏为鉴，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任务，摆在全党的面前。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做好八大的准备工作，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带头搞调查研究，这对于摸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年多来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所发生的新变化，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向大会提出符合我国实际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和纲领，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次调查研究成为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端。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内景 一、准备党的八大的过程，也是调查研究的过程 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八大的主要议程有四项：（一）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后改为政治报告）；（二）修改党章的报告；（三）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示；（四）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会还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分别负责政治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和“二五”计划指示的起草工作。七届六中全会结束后，党的八大的各项准备工作提上议事日程。 1955年12月5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有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上，对八大的准备工作作出部署。他说：准备明年9月召开八大。为迎接八大，使八大开好，就要使八大的工作和各部门、各地方的工作结合起来。八大中央的报告也要与各部门的工作结合起来，所以我准备找各部门的同志个别谈谈，请你们准备。有材料请你们送一些来。第二天，刘少奇就开始安排，第三天座谈会正式开始。由此揭开了1956年中央领导同志进行较大规模的一系列调查研究的序幕。 1955年12月7日至1956年3月9日，刘少奇先后约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37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汇报座谈，内容包括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财政、金融、文化、体育、卫生和国民经济计划等各个方面。5月28日，他又听取了新华通讯社和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的汇报。在这三个多月时间里，刘少奇除了参加外事活动和出席中央有关会议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开好座谈会这件事情上。座谈会一般从下午两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七八点，有时甚至开到深夜一点多钟。在座谈中，刘少奇详细询问和了解各个部门、各个行业的情况，记下了几万字的笔记，并对各部门的工作提出一些指导性的意见。 1956年1月中旬，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在这之前，毛泽东集中精力研究农业合作化问题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这时，他把注意力转移到工业问题上，目的是为八大做准备。他认为，现在农业问题没有了，搞个高级社章程就行了，知识分子问题督促一下，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也不是基本问题。在5月中央全会上提出工业问题才好。在这几个月中间，我们这些人就研究工业问题。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得知刘少奇正在召开座谈会听取各部门汇报工作，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对薄一波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在薄一波等同志的组织安排下，从2月14日起，毛泽东开始了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对经济工作的系统调查。 毛泽东听取汇报的部门和刘少奇一样，主要是国务院所属的部委。不同的是，他只限于经济部门，不包括文教部门，而且是按照重工业、轻工业、交通邮电、农林水利、财贸金融这个顺序进行的。到4月11日，毛泽东先后听了34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整整用了37天。随后，他又连续6天参观机械工业展览。接着，从4月18日起，又用6天时间，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毛泽东的这次调查研究，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才告一段落。 在毛泽东听取汇报过程中，周恩来除个别时候因事请假外，几乎每次都来。陈云、邓小平有时也来参加。刘少奇除自己继续召开座谈会外，也多次参加毛泽东主持的汇报会。这样，毛泽东召集的汇报会，实际上成为中央主要领导成员参加的规模较大的一次集体调研活动。他们在听取汇报时，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气氛异常活跃。 就在这次听取经济部门工作汇报时，发生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批评斯大林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的重大事件。对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很不赞成。3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苏共二十大的问题。会后，中央领导同志虽然把部分精力转移到处理这个问题上，但仍未中断他们的调查研究和对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而且更觉得这次调查研究的重要和紧迫。4月下旬至5月初，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在各部委进行汇报时，毛泽东又提出在今后几个月拟再分别听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经济工作的汇报。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意见，3月30日，中共中央向上海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通知，并列出以下十项汇报内容：（一）目前各省、市、区的主要经济状况。（二）本省、市、区第一个五年计划预计完成的情况和经验教训。（三）对全国和本省、市、区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意见，本省、市、区的主要资源情况和主要发展方向。（四）当前工人群众社会主义竞赛高涨的情况，工业、农业、交通、商业、财政各方面的潜力表现在哪里，如何具体地在生产、基建、运输、流通各方面发掘潜力。（五）如何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对中央和地方在事业、财政、计划的体制划分的意见。（六）地方党委对地方各种企业和中央国营企业如何更好地加强领导，如何进行统筹安排。（七）执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情况和发生的问题。（八）私人工商业、私人运输业社会主义改造和手工业合作化中的问题和意见。（九）对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分工的意见，对工农产品的价格政策的意见。（十）对资金积累、负担政策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意见。 1956年1月11日，毛泽东同志视察国营南京无线电厂 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向中央的汇报，应当根据各自的经济特点，对其财经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并作历史的比较。并指出：“这种汇报应当有形象的材料，有批评，有议论，有主张。不要枯燥无味、千篇一律。同时，应当写成书面文件报送中央，字数以一万五千字左右为宜。但要看内容如何，内容好，写得有骨有肉，生动活泼，不妨长一点，否则宜短，几千字也可以。上开十项如果一次写不完，分别写成几个报告也可以。如果一时写不好许多问题，先写两三个或者三四个问题也可以。”这段话是毛泽东改写和加写的，由此看出他对这次调查研究的要求是十分认真、细致的。 在34个部委汇报开始不久，毛泽东还接受李富春的建议，通知工交部门约二百个至三百个重要工厂、建设工地分别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写一书面汇报。 从5月3日起，毛泽东到南方视察。在视察期间，他不断找各地党委负责人座谈，听取汇报。5月14日，他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通知，就各地向中央汇报工作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具体安排。关于汇报的内容，毛泽东根据初步调查了解的情况，将它归纳为11项：一、工业（重工业、轻工业、手工业，中央各部管的、地方管的和私人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二、交通运输业（陆、水、空，近代的和落后的）；三、商业（内贸、外贸、供销合作和私人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四、农、林、水；五、财政和金融；六、干部（即教育工作）；七、统一战线安排问题；八、反革命分子安排问题（主要是就业安排）；九、失业安排问题；十、少数民族问题（无此问题的地方则略）；十一、其他特殊问题（例如广东的华侨和侨眷问题，渔民问题，盐民问题，港澳问题）。通知强调：“以上各问题，重点放在第一至第六各项，而以第一项为主要的重点，第一项准备好了，即可汇报一次。”对于第一至第六各项，“都应作一些历史的和现状的叙述，并且应当有7年的或者12年的远景规划”。通知还指出：“汇报文件中要有材料，有议论，要突出地批评中央工作和地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揭露矛盾（包括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并提出解决意见。不成熟的意见也可以提出。”关于汇报的方法，通知说：“以上共有十几个题目，不可能在一次准备好和汇报完，可以分为两次或者三次准备好和汇报完。希望都经过你们的委员会加以讨论和斟酌，但不必十全十美，不大完善也不要紧。”这时，毛泽东已在听取34个经济部门和国家计委汇报的基础上，于4月25日、5月2日先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总结了一个半月调查研究的成果。通知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显然是与《论十大关系》中的一些内容密切相关，希望通过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予以充实和完善。 在这一年，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为了解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及其完成以后，在经济生活方面出现的新问题，除有时参加毛泽东主持的汇报座谈会外，他自己还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2月8日至18日，他在北京连续10天按行业听取私营商业改造的形式和办法的情况汇报。4月19日至5月13日，他离开北京，先在上海召集江苏、浙江、福建三省和上海市对资改造小组负责人的汇报会，后在武汉召集湖北、湖南两省和武汉市的汇报会，接着又在广州召集广东、广西两省和广州市的汇报会，并在上海、武汉、广州三地分别同省、市工商联正副主任委员进行座谈，在上海还同工商界著名人士荣毅仁、胡厥文等座谈，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5月13日，陈云回到北京。5月14日至29日，听取南方15个省市私营工商业改造情况的汇报。6月3日至9日，听取北方14个省市私营工商业改造情况的汇报。7月27日至8月7日，陈云又连续10天主持召开物价问题座谈会。 年事已高的朱德也投入调查研究工作中。5月16日至21日，他在山西考察。6月6日至13日，在辽宁考察。这两次考察的重点，都是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村的新情况。 所有这些调查研究，都为党的八大制定正确的路线作了重要的准备。 二、这次调查研究最直接的成果，是形成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 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问题。会上，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大大超出了原定的会议议题。 《论十大关系》的重点是讲经济建设问题，同时也包括与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毛泽东把这次调查研究中发现的问题，概括为十大关系，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一）关于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二）关于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认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可以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三）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强调首先要加强经济建设。（四）关于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强调这三个方面必须兼顾，特别要照顾农民的利益，还要给工厂一定的权力、一定的独立性。（五）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强调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六）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强调地方民族主义要反对，但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七）关于党和非党的关系，强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关于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肯定还有反革命，但强调已经大为减少，社会镇反要少捉少杀。（九）关于是非关系，讲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但要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十）关于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也要学习，但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毛泽东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论十大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以苏联为鉴戒，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虽然这一探索是初步的，却是比较系统的。它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体现了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实事求是，按照中国情况办事的精神。 《论十大关系》的提出和形成，是1956年调查研究的直接成果。许多重要思想是在调查研究过程中逐步酝酿、产生和形成的。毛泽东自己后来也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的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在2月14日至29日的最初16天中，毛泽东先用13天时间，集中精力听取重工业部门的汇报。当汇报结束时，薄一波问他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刚开始接触问题，文字上略有挑剔，根本上赞成，没有任何意见。后来，随着汇报单位的增加，毛泽东了解的情况越来越多，他针对大家谈到的一些问题，开始发表一些意见。比如，在轻工业部门的汇报会上，毛泽东了解到轻工业投入少、见效快，但问题是国家以重工业为中心，对轻工业投入少，现有轻工企业设备陈旧，潜力不能发挥。毛泽东说：“轻工业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很重要，能多搞尽量多搞些。”他还说：对现有企业要进行技术改造，这个问题重要，这方面的潜力很大。由此引起他思考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问题。他说：“多搞些轻工业，就是多搞些重工业。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尽量搞。” 关于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也是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等部门汇报时引起注意的。为了改变旧中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并从国防安全出发，“一五”计划将新的工业项目绝大部分安排在内地，对沿海工业的发展有些估计不足，新的厂矿建设控制较严。实际上，沿海工业的作用是很大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5年底，上海市实现的利润就相当于“一五”计划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20.9%，天津市实现的利润也十分可观。毛泽东听到这些情况后说：沿海老厂加以适当扩建，投资少，见效快。许多新产品都是出在沿海工厂。限制发展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是错误的，不能限制发展，应该是充分、合理利用。这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他还说：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轻工业70%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 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是毛泽东早就注意到并一向比较重视的。在听取汇报的第一天，毛泽东开头就说了一段话：我去年出去了一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他们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毛泽东的这一想法，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进一步明晰起来。他在听取轻工业部门汇报时问：是不是中央部门想多管一点？要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划分的主要根据是供销范围。主管财政金融的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在汇报时谈道：地方同志说，现在名义上是四级（中央、省、县、乡）财政，实际上是一级半，只有中央一级是完整的，省财政只是半级财政，中央管得过多、过细、过分集中，束缚了地方的积极性。天津市委在汇报中说：商业部在商品价格的管理方面，把本应由地方管理的三百来种商品也管了起来，使地方无法进行工贸平衡。毛泽东说：苏联有一个时期很集中，也有好处，但缺点是使地方积极性减少了。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地方政权那么多，不要使他们感到无事可做。 关于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同样是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逐渐总结出来的。一些部门在汇报中谈到了生产利润问题、企业自主权问题以及工人工资和农民生活等方面的问题。毛泽东明确表示，现在的危险是基本建设投资太多了，非生产性的建设也多了，农民负担不起，势必妨碍个人的利益。他还特别强调说：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基本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太多。应该使90%的社员个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搞命令主义和减少农村副业也是错误的。 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首次提出“两个万岁”的口号。他说：“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他们可以看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这一思想后来经过进一步丰富和归纳，成为十大关系中的党和非党的关系。 关于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在汇报过程中多次涉及。制定“一五”计划时，由于缺少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所以汇报的话题经常集中到如何学习苏联的问题。毛泽东提出明确的主张，他说：要分两类。一类按中国的，一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学。如土改，我们不学，不照它的。如财经方面有些建议，陈云不学。对资本家的政策，我们也不学它。技术问题横直一概照抄，比较好的，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学过来再说。周恩来插话说：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毛泽东表示赞成，并说：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周恩来接着说：把各国经验都学过来，要有这个气魄。关于向外国学习的问题，中央领导同志的认识是一致的。刘少奇在他召集的汇报会上也说：采用最新技术，就需要加强科学研究。科学研究不是只靠自己搞，主要是好好向人家学习，把人家最新的科学技术学到手，自己再搞就有基础了。向人家学习，不只是向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学习，也向其他国家学习。 在国务院各经济专业部门汇报的基础上，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二五”计划的工作汇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都来参加。这时，毛泽东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建设的几个重要关系上。经过不断思考，4月19日，毛泽东第一次归纳出三个关系，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他说这三大关系“必须很好地解决”。他还进一步解释说：“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真想搞好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就必须搞好个人所得。”这是他经过认真的调查和积极的思考，在中国经济建设问题上形成的新思路。过了一天之后，毛泽东在原来三大关系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薄一波回忆说：因为国防工业建设规模过大，要求过急，引起整个工业建设全面紧张，这是34个部委汇报中提出的最尖锐的一个问题。国家计委在汇报时，也请毛泽东考虑这一问题。毛泽东接受了这个意见，把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提了出来。至此，毛泽东提出了五个关系。这五个关系主要反映的是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也是《论十大关系》中的主要内容。4天后，4月24日，毛泽东又加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成了六大关系，他称为“六大矛盾”。毛泽东说：“这几个矛盾如果调整得好，工作就会搞得更好些，犯错误也犯在这些矛盾上。如斯大林就在第四个矛盾上（个人与集体——编者注）犯了错误，东欧兄弟国家在第一个矛盾上（轻工业与重工业——编者注）犯了错误。”事隔一天，4月25日，毛泽东在有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又增加了四个关系，即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最后形成十大关系。 4月25日，毛泽东第一次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连续讨论3天。通过吸收大家的意见，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论述十大关系。从这两次讲话记录看，十个小标题相同，内容有些不同。4月25日的讲话，批评斯大林内容多些；5月2日的讲话，理论分析多些，补充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时提出的一些意见。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文，就是根据这两次讲话记录整理而成的。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论十大关系》的产生，来自调查研究，也来自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是调查研究和探索精神，使毛泽东集思广益，逐步形成了这篇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的重要著作。 三、《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为党的八大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八大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是起草政治报告。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起初，把反对右倾保守，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作为指导思想。在这个思想指导下，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农业四十条》）。它要求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在1967年分别由1955年的预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万亿斤、1亿担，就是说，在这12年内每年要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农业四十条》公布以后，引起巨大的连锁反应。国务院各部委纷纷修改1955年夏在北戴河开会时确定的各项计划指标，粮、棉、钢、煤四大指标都比原计划提高一半以上，完成的时间也被大大缩短。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原定为112.7亿元，后来增加到200多亿元。这使1956年上半年的国内经济形势出现了全面紧张的局面。 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了这个问题，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2月17日，刘少奇在听取交通部汇报时指出：“现在有些人脑子热了，提得太高了，而目前又没有条件做到，急躁冒进也要防止。”4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家计委提出的关于1956年基本建设计划安排和要求增加部分投资的补充报告时，突出地提出了当前的基本建设规模同实际所能供应的物资不平衡的问题。陈云在会上谈到生产与基建的关系时说：基本建设规模首先决定于生产，而不是决定于财力。“钱是用来买材料的，如果材料买不到，钱又有什么用？”“以后订计划首先应该进行物资平衡，再进行财力平衡。”会议决定，开源节流，以缓解供需之间的矛盾。 这年5月，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根据国民经济已经出现相当紧张的局面，在中央会议上进一步提出要反对和纠正急躁冒进的倾向。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讨论准备向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提出的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初稿。这份预算报告初稿，根据5月中央会议精神，写上了“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话。6月10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了这份预算报告初稿，并提出要加重反对急躁冒进的分量。6月15日，李先念代表国务院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在当前的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由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坚决态度和采取的断然措施，这年上半年出现的来势很猛的冒进势头被遏制住了，经济建设得以比较健康地向前发展。 1956年上半年，中央领导同志经过调查研究，在领导经济工作中所形成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是八大准备工作中的重大收获之一。这个方针符合实际，为八大所肯定。八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发展速度必须是积极的，以免丧失时机，陷入保守主义的错误；又必须是稳妥可靠的，以免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使人民的负担过重，或者使不同的部门互相脱节，使计划不能完成，造成浪费，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 经过这年上半年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八大政治报告由原定的以反对右倾保守为指导思想，改变成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所阐述的基本观点作为指导思想。当年参加报告起草工作的邓力群回忆说“大概在1956年4、5月间，一次刘少奇开会回来，大约是晚上10点多钟了，打电话找我和陈伯达等去他那里。刘少奇非常高兴。他说：主席做了调查，讲了十大关系，十大关系应当成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纲。”后来，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也说：“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 从6月底开始，八大政治报告进入具体起草阶段。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刘少奇主持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的工作。这时，毛泽东也把主要精力放在对政治报告的讨论、修改和定稿上。到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先后主持了十九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和少数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讨论八大政治报告。 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举行。毛泽东致开幕词，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报告总结了七大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基本经验，根据新的形势，向全党提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基本任务和新的方针政策。整篇报告贯穿着《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 政治报告正确估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的变化，及时地作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社会生产力上来的战略决策。刘少奇在报告中指出：“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报告宣布：“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 在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对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进一步作出重要的判断：“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9月16日，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党在执政条件下所面临的新的考验，突出地提出反对官僚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的问题。他说：“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结果，必然发展主观主义”“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报告强调要继续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强调要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坚决地执行中央关于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邓小平报告后，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报告在充分肯定“一五”计划期间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总结出四条带有长远指导意义的基本经验。它们是：第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第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第三，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第四，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财政支出也必须首先保证经济的发展。报告在谈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时，阐述了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较富、需要很大的国家，必须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问题，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样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各种主要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基本上满足我国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同时，它也能够生产各种消费品，适当地满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 在八大准备工作中，中央领导同志通过调查研究，在探索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总结我国自己的经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最重要的体现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八大所作的报告中。此外，朱德、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在大会上的发言也都从某个方面提出了他们的观点和主张。 在这些发言中，值得注意的是，9月20日，陈云在八大的发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中所系统阐述的我国经济体制应该是“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他指出：国家经济部门在过去几年中为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包括加工订货、统购包销，自上而下的派货，限制私商的采购和贩运等等，在当时是必要的、收到了效果的，但是在今天已经不再需要，而它们在当时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如果继续采取这些措施，就必然会妨碍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他指出：在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由于形势发展太快，具体的组织指导工作不容易完全跟上，也产生了一些暂时的、局部的错误。这些错误，主要是：农业在合作化过程中，对于应该由社员家庭经营的副业注意不够，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影响，一部分农业副产品的生产有些下降；在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由于盲目合并和统一计算盈亏，发生了部分产品质量下降、品种减少的现象。为此，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应该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措施来指导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使消费品质量提高，品种增加，工农业生产量扩大，服务行业服务周到，而决不是相反。陈云认为，今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应该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陈云的这个构想，实际上初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思想，是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一种突破。 四、结语 1956年，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作出正确的回答。为此，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用极大的精力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这次调查研究以经济问题为重点，全面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年多来的历史经验，目的是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次调查研究的方法，主要是以分批召开汇报座谈会为主，辅以阅读大批书面的汇报材料。有些中央领导同志还到各地进行调查。通过大量的调研工作，在思想上、理论上和政治上为八大的胜利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 1956年10月1日，国庆游行队伍里群众高举“庆祝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成功”的标语 认真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同时借鉴苏联建设中的一些教训，积极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中央最高决策层形成了共同的认识。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上升到思想理论的高度进行概括，是这次调查研究的重要特征。通过这次调查研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摸清了很多情况，思考了很多问题，在思想理论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从这次调查研究过程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党内的民主生活是比较活跃的。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调查通知中特别强调指出：汇报文件“要突出地批评中央工作和地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揭露矛盾（包括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并提出解决意见”。因此，在调查研究中能够听到真实的反映，了解到真实的情况。陈云曾经深有体会地说过：从1949年到1956年那一阶段里，“我可以放开手脚干，所以许多观点讲得更充分一点”。正因为大家碰到了新的问题，又有积极探索、敢于讲话的环境，所以才出了新的观点。 1956年中央领导同志通过调查研究在八大提出的方针政策和一些重要论断是正确的。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经验不足，全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缺乏足够认识和思想准备。八大以后，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左”的错误，八大的正确路线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来。 （资料来源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 周恩来 刘少奇 朱德 邓小平 陈云论调查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重大任务，强调要建设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宣传思想战线是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开展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硬件”。中国共产党一向高度重视宣传队伍建设，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百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宣传队伍积极作为、扎实工作、开拓进取，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为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 放使干霄战风雨 党的宣传队伍建设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利器，是保证革命胜利的重要骨干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就已经在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中迅速成长起来，成为主要宣传力量。建党初期，党将宣传工作单列并由专人负责，在地方委员会设宣传委员。1923年，中共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制定了《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要求“共产党员人人都应是一个宣传者，平常口语之中须时时留意宣传”，奠定了以共产党员为主要宣传力量的宣传队伍建设主基调。这一时期，党加强对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的领导，设立工人学校和工会组织、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合办黄埔军校、创办地方党校，培养锻炼了一大批党员干部，党的宣传力量得到迅速加强。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连续举办6届，为全国20个省区培训了700多名农运骨干，为党的思想政治宣传工作特别是在农村的宣传普及教育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宣传工作力量遭受极大损失。为扭转局面、研究探索新的路线与政策，党中央制定通过《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宣传工作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决定“建立起宣传鼓动工作之全国系统，在地方党部尤其是支部中要训练出宣传鼓动的干部”。同时，毛泽东发掘了军队宣传功能，建立起宣传兵制度。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进一步要求从各部队士兵中挑选优秀分子为宣传员。此后，红军宣传员积极做“苏维埃的宣传者和组织者”，队伍不断壮大。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战争形势，党迫切需要培养大批宣传干部。1940年10月，《中央宣传部关于充实和健全各级宣传部门的组织及工作的决定》对各地党委宣传部干部队伍建设、培养和教育工作作了明确规定，要求各级党校和地方党委加强人员培训。此后，党内建立起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制度、党内小组学习制度及指导和考核制度，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创办大批干部学校和训练班，开展整风运动、党史学习，培养了大批“掌握马列主义而又富于实际工作经验的宣传干部”。据统计，从1937年1月至1945年8月，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和敌后解放区先后成立干部学校48所，仅在延安及周边地区创办的干部院校就达32所。这些学员毕业后，被派到地方区、乡、村，指导开展宣传工作，领导工农运动和根据地建设，为不断推进党的事业向前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党加强了对宣传工作的统一领导。在各解放区开展针对教育新闻工作者的反“客里空”运动、毛泽东发表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刘少奇发表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等，在立场作风、党报工作的方针原则、策略方法及素质要求等方面，教育了广大新闻工作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1948年，随着革命形势的极大好转，全国胜利在望，党建立起严格的宣传工作请示报告制度，要求各地定期报告主要宣传干部姓名和情况，进一步明确党的宣传工作纪律，强化宣传工作的党性原则。 “人才自古要养成，放使干霄战风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战争环境中对宣传队伍建设作了积极探索和初步实践，形成了以党员和军队将士为骨干，涉及宣传出版、文艺创作等众多领域的坚强宣传队伍，为新中国宣传事业的发展与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 天工人巧日争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意识形态领域也面临着严峻复杂形势。为适应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以及进行大规模、有计划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际，这一时期，宣传思想战线不断推进党的宣传工作向前发展，在建设一支用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宣传队伍上持续用情用力。 1951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结束时，刘少奇在题为《党在宣传战线上的任务》的总报告中指出：不能仅仅依靠专门的宣传机关去做宣传工作，主要的是领导全体党员以及非党积极分子、党外的共产主义者去做宣传工作。他强调，必须发动与指导全党一切干部、党员、党外积极分子去进行他们所能够做、又需要做的宣传教育工作。刘少奇的报告，对同年初发布的《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作了进一步宣传与阐释。 《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指出，“共产党员的天职之一，就是随时随地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要“在全党范围内迅速建立宣传员和报告员制度”。具体就是要建立经常性的宣传网，在党的每个支部设宣传员，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设报告员。此后，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以宣传员和报告员为骨干，党建立起一支规模庞大的群众宣传工作队伍，并使得一个从上到下、覆盖全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宣传网得以初步形成，充分组织动员了广大党员、干部、团员和非党积极分子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之中。此外，党的宣传员和报告员，还在抗美援朝战争，镇压反革命、生产、治河等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完成革命和建设时期各项工作任务的推动与保障力量之一。据1952年12月初所作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宣传员379万多人，报告员7.5万多人，即党所建立的宣传网已发展成为一支拥有近400万有生力量的强大的宣传队伍。 同时，这一时期，全国各地宣传干部出现了巨大缺额问题，为此，党中央继续健全各级党委宣传机构，充实宣传人力，加强对宣传教育工作的领导和管理。例如，1953年，党中央批转中南局批发广西省委关于宣传工作组织建设问题的报告，指出全国约有四分之一的县委还未配备宣传部部长，必须限时配齐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宣传部处长以上干部，以及地委、县委宣传部部长和科长以上干部，将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宣传部的编制建立与充实起来。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进一步健全宣传思想工作制度，充分利用党内宣传干部、新闻出版从业人员等专职宣传队伍，以及共青团员和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等兼职宣传人员，以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为导向，在人民群众中加强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为宣传队伍建设走上制度化、科学化道路作了重要探索。 群英荟萃育新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伴随着思想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党的宣传队伍建设也迈上了新台阶。 改革开放初期，按照党中央“迅速培养和建立一支合格的、强大的、又红又专的宣传队伍”的要求，各级宣传部门把选拔培养优秀中青年干部作为队伍建设的一项紧迫任务，从高等院校和其他战线吸收一大批有知识、有能力的年轻干部进入宣传文化领域，成为宣传文化系统的新生力量。尤其是文艺创作“二为”方向出台后，造就了一大批新的文艺人才，他们积极传递党的声音和关怀，落实党的政策和要求，坚持服务人民，把精神食粮送到千家万户。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党中央提出宣传思想工作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根据这一要求，宣传文化系统结合宣传工作政治性、政策性、专业性强的特点，于1995年下发《努力做一个合格的宣传思想工作干部》的通知，明确提出12条标准，着力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同时，各级党委坚持把培养锻炼与选拔使用干部相结合，积极推进干部交流，不断加大对干部人才的培养力度，使得宣传思想战线干部的综合素质得到显著提升。 党的十六大后，宣传文化系统按照党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切实加强对宣传思想文化领域干部的选拔、任用和管理，选好配强各级领导班子，确保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手中。这一时期，宣传思想文化战线队伍建设的一大亮点，是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一是组织实施“万人大培训”工程，组建全国宣传干部学院，组织编写专业教材，领导同志亲自授课辅导，对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干部进行轮训。2002年至2012年，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共培训各类干部和专业人员240余万人次，其中，中央宣传部组织培训干部人才近6万人次，普遍实现了全员培训。二是实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围绕重点人才建设，从2004年到2011年，中央宣传部分批遴选一大批理论、新闻、出版、文艺等方面的优秀中青年人才，组织开展一系列培训研修、项目资助、国内考察调研、国（境）外考察学习等活动，并对德才素质好、发展潜力大的宣传思想文化人才，予以重点支持、跟踪培养、大胆使用、严格管理，促使高素质专业化优秀人才不断涌现，在社会上特别是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内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带动整个宣传思想文化领域人才队伍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宣传工作在改革中前进、在创新中发展，在理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等领域均培养造就了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高素质宣传队伍，宣传工作活力大大增强，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踔厉奋发开新局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宣传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总揽宣传工作全局，亲自谋划部署、亲自指导推动，出席一系列重要会议，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强烈的责任担当，推动党的宣传队伍建设迈上新台阶。 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在宣传文化系统领导干部队伍建设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媒体，选优配强宣传思想战线各级领导班子，把政治上可靠、熟悉宣传业务、敢于担当作为的干部充实到领导岗位中去。注重在宣传工作一线培养锻炼优秀年轻干部，在参与重大任务、应对突发事件、开展舆论斗争中提高领导能力、增强斗争本领。根据形势发展需要，修订重要宣传舆论阵地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职务名称表，坚持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在人岗相适、人事相宜基础上着力培养名家大家和复合型领导干部。 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对宣传思想工作队伍提出新要求，指出：宣传思想干部要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增强本领能力，加强调查研究，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为适应新时代新形势、更好承担使命任务，2019年1月1日，中央宣传部印发《宣传思想战线开展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教育实践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该项教育实践工作自2019年1月正式启动。此后，中央宣传部根据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实际，分类指导、分别推进，围绕理论、新闻、文艺、出版、外宣、网信及精神文明建设等不同领域，以提高政治能力为根本，以增强专业本领为关键，以锐意创新创造为紧要，以培养优良作风为基础，推动队伍整体素质实现大提升。 为培养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宣传思想干部队伍，中央宣传部深入实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培训计划，多次举办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二十大精神培训班。组织开展宣传思想文化部门队伍培训，打造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创新研讨班、地方党委宣传部部长培训班等品牌培训项目，进行“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职业精神职业道德”学习教育，编写出版《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案例选编》等干部培训教材，进一步提升了宣传思想干部队伍的政治素养、理论水平、思想作风和业务能力。 同时，中央宣传部继续加强人才工作制度建设和改革创新，深化完善人才分类评价、职称评审等制度，组织实施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等一系列重点人才工程和计划，开展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选拔培养工作，采取培训研讨、考察采风、课题资助等方式，对入选人才予以重点培养资助，为他们干事创业提供支持和帮助。这些举措，为党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才，为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提供了有力人才支撑。 宣传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做实干家，也要做宣传家。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战线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继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量，把全党全国人民士气鼓舞起来、精神提振起来，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把改进调查研究作为中央八项规定的第一条。近日，中办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对党员干部开展调查研究提出了重要要求。“欲事立，须是心立。”开展调查研究，首先要端正态度。以正确态度和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沉下心气、投入心力，才能察得实情、取得实效，调有所得、研有所获。 开展调查研究，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研究之前，确定主题、制定具体方案是十分必要的，但结论一定是在调查研究之后、在科学分析研究基础上产生的。不能对调查得来的材料作主观裁剪拼凑，而要一切以事实为依据，在对材料进行全面综合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深化认识，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搞好调查研究，要树牢群众观点，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获得正确认识的源泉，也是检验和深化我们认识的根本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十四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走进贫困户的家里，直接听取贫困地区干部群众意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精准扶贫战略，不断完善扶贫思路和举措，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 开展调查研究，要真懂、真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眼睛向下、脚步向下，放下架子、扑下身子，真正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倾听他们的呼声，体察他们的情绪，总结他们的经验，汲取他们的智慧，既听顺耳话也听逆耳言，赢得人民群众信任，真正把情况摸清、摸实、摸透。 当前，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人民群众的需求更趋多样化。调查研究要想有所收获，没有“钻”的精神和态度，不下一番细致深入的功夫是不行的。既要“身入”基层，也要“心到”基层，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往深里“钻”，逐步达到对事物本质的正确认识，避免浮在表面、流于形式。在这方面，我们党积累了很多有益经验和做法。比如，蹲点调研、解剖麻雀式调研就是十分有效的调研方式，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具体工作要求将其运用于调查研究。细致深入的功夫要贯穿调查和研究两个环节。对调查得来的大量材料和情况，要进行一番交换、比较、反复的工作，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找到规律，在此基础上作出正确决策。 调查研究的成效最终要体现在问题的解决上。以问题为导向，是开展调查研究应树立的正确态度。从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到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全面从严治党中的重大问题……《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从十二个方面明确了调研内容，每一项都奔着问题去。开展好调查研究，要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题，不仅要“看病”，还要“开方”。对调查研究中发现的问题要研究透彻，找准根源和症结，形成解决问题、促进工作的思路办法和政策举措。还要注意加强对调研课题完成情况、问题解决情况的督查督办和跟踪问效，使每一次调查研究的过程都成为推动问题解决、推动事业发展的过程。

前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深刻阐述了大兴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明确指出：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我们要深刻领会其中的丰富内涵，用好调查研究这个党的传家宝，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调查研究这一党的重要传家宝，既是思想方法，也是工作方法 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做好工作的重要传家宝。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无一不是与深入调查研究密切相关。毛泽东同志一生对调查研究极其重视，认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形容“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革命战争年代，他写下《寻乌调查》《调查工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要把调查作为“决定政策的基础”，大力推动全党搞调查研究，使党的整个作风得到了根本好转。新中国成立后，他明确提出干部要“注意研究情况”“懂得新的工作方法”，多次倡导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开展的“十大关系”调查，是新中国成立后对经济工作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系统调查，成为我们党全面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开端。邓小平同志将调查研究视作永远的、根本的工作方法，他的许多影响深远的重大决策都来源于调查研究。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他在北方四省一市通过调查研究形成的“北方谈话”，首次提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问题，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了坚实基础。 调查研究，也是习近平同志一以贯之的坚持。在地方工作期间，他骑自行车下乡调研，把桌子摆在大街上广泛征求群众意见；他“三进下党”，倡导“四下基层”，总结调查研究“五字诀”。每到一处，都要跑遍那里的山山水水。担任党的总书记以后，他对调查研究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要用好这一传家宝，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2012年底，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前往河北省阜平县调研“看真贫”。进入新时代以来，在广泛深入考察调研中所孕育的新理念、谋划的新战略、实施的新举措，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源头活水，推动着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调查研究这一党的重要传家宝，既是思想方法，也是工作方法，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蕴含着强大的思想力量。“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强调要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强调要正确处理物质与意识、实践论和认识论的辩证关系，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体现。“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强调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精髓。“了解和掌握真实情况，不能走马观花、蜻蜓点水，一得自矜、以偏概全”，强调要准确把握问题的本质和规律，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看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解剖麻雀，发现典型”，体现了矛盾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用总结出的具有普遍性的规律、经验来更好指导实践。“要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是重视人民的主体地位，尊重人民意志、学习群众智慧，真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调查研究所蕴含的丰富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成为解决和应对我国发展面临新矛盾、新问题、新情况的强大动力。 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既是作风弘扬，又是现实要求，更是人民期盼 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既是作风弘扬，又是现实要求，更是人民期盼。《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已经进行了部署要求，我们要围绕一个“要坚持”和五个“必须坚持”，切实用好调查研究这个党的传家宝。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我们要深刻感悟这一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把握好蕴含其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更好为科学决策服务，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服务，为完成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服务。 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就是路子要对。坐在办公室碰到的都是问题，下去调研看到的全是办法，高手在民间。要保持“空杯”心态，主动“看空”自己，认清个人能力之不足，走出书斋，直达一线，才能不断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要坚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工作原则，既要主动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同时对群众的意见还要抓好落实，然后回到群众中去接受检验。 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行得要稳。如果我们的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不懂货就不识货，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才能把工作搞好。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而有时候只听报告和汇报并不能完全准确掌握实情，需要亲自探察实情。“走场子”“抄方子”“找填充料”的探察不能算数，必须提前确定好主题，安排专门的时间，将基层、群众、重要典型和困难的地方作为调研重点，沉下心、弯下腰、蹲下身，“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地调查了解情况”“近的远的都要去，好的差的都要看，干部群众表扬和批评都要听”，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报喜又报忧，真正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就是谋划要实。找准问题，才能有的放矢。调查研究主要是为党和国家建言献策，调研能否捞到干货、实货，就要看是否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要紧密结合中心工作和决策需要，紧紧围绕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高质量发展，直奔问题去。调研前心中装着问题，调研中把脉问诊善于发现问题，调研后及时梳理问题、排查难题，将调研时触发的头脑风暴，思想碰撞中产生的“火花”，通过及时分析、综合和比较，提炼出真正解决问题的锦囊妙计。 必须坚持攻坚克难，就是精气神要足。就近不就远、就熟不就生，马马虎虎、以偏概全、避实就虚、虎头蛇尾，都是开展调查研究之大忌。下去调查，要敢于正视困难，解决困难。勇于攻坚克难，方能淬炼成钢。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多“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研究问题”，常在“啃硬骨头”中练就硬本领，知难而进、迎难而上，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才能将调查研究成果切实转化为推进工作、战胜困难的实际成效。 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就是想得要全。党和国家事业涉及方方面面，各领域之间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要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各项事业间的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做到统筹考虑、全面论证、科学决策，系统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一盘棋布局、一股绳推进，形成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强大合力。 一个“要坚持”指导并统领着五个“必须坚持”，五个“必须坚持”是对一个“要坚持”的再细化、再聚焦、再部署，不能生硬地分割，不能强行地区分，它们相互融合、相互协调、相互贯通，都是我们用好调查研究这一党的传家宝的重要遵循。 （作者单位：湖北省委直属机关工委党校）

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是党中央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动员全党同志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而团结奋斗所作的重大部署，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部署。在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和目标要求，对主题教育各项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为全党开展主题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要“按照党中央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以深化调查研究推动解决发展难题”。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这次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总书记对全党同志的一贯要求。总书记多次强调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指出：“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怎样认识这个传家宝、如何掌握这个基本功，是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开展主题教育的一个重要课题。 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首先要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从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层面来深刻把握和认识。 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要了解实际，就要掌握调查研究这个基本功”。“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这是用中国化的语言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概括，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集中体现。 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过精辟阐释：“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不论是“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还是“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都离不开对客观实际的深入调查和系统研究。之所以说调查研究是了解实际、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运用于实际工作而得出的客观结论。 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展调查研究就是走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这是党的性质宗旨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集中体现。 党的群众路线和党的思想路线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在本质要求上是完全统一的。党的思想路线指明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实现，也就是必须通过深入群众的调查研究才能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只有通过深入群众的调查研究，“真正把群众面临的问题发现出来，把群众的意见反映上来，把群众创造的经验总结出来”，才能获得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真理性认识，才能制定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决策；也只有使这种真理性认识和科学决策为群众所掌握，才能“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从而实现改造世界的最终目的。 调查研究是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和加强党的理论武装的内在要求。党的理论创新是一个从实践到认识、从物质到精神的辩证运动过程；党的理论武装是一个从认识到实践、从精神到物质的辩证运动过程。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离不开调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应运而生的，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只有始终坚持和不断加强调查研究，“使调研的过程成为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领悟的过程，成为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过程，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过程”，才能全面系统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观点、科学体系，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加强党的理论武装同样离不开调查研究，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终目的全在于指导实践。只有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在调查研究中自觉运用党的创新理论去指导，用“六个必须坚持”去思维，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探索新规律，才能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调查研究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是我们党的传家宝 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什么时候全党重视调查研究，党和人民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轻视或忽视调查研究，党和人民事业就会遭到挫折、遭受损失。一百多年来，从毛泽东同志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重大命题，到习近平总书记作出“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的深刻论断，经过党的大力倡导和党的领导人的率先垂范，重视调查研究成为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大兴调查研究成为我们党创造百年伟业的重要法宝。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创造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成就的重要法宝。毛泽东同志开创了我们党重视调查研究之先风，他开展调查研究的过程，也正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作为《毛泽东选集》开卷篇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率先提出并回答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做了32天的实地调查后才写成的。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军转战南北，每到一地总是挤出时间做社会调查，比如著名的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毛泽东同志对这些调研工作非常重视，他后来说，“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为“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他亲自把自己过去的调研文稿编成《农村调查》一书，并写了序言和跋，又代党中央起草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这个序言和《决定》，后来都被列为延安整风必读文件，使全党同志在整风中掌握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理，学会了开展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使大兴调查研究在全党蔚然成风，这对于转变党的作风、加强党的建设、加速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创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的重要法宝。在这一时期，我们党开展过两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一次是在1956年。为准备召开党的八大，毛泽东同志“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他每天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一听就是四五个小时，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毛泽东同志召集的这些汇报会，周恩来同志几乎每次都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同志有时也来参加，这实际上成为中央主要领导成员的集体调研活动。这次调查研究的直接成果，形成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这成为我们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端，使毛泽东思想得到丰富和发展。 另一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我国遭受严重经济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强调，“没有调查研究是相当危险的”。他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提出要在1961年“搞个实事求是年”，使这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毛泽东同志亲自组织了3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进行农村调查。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全都深入基层，花了很多时间到第一线了解实际情况。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先后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等一系列符合实际情况的具体政策，为落实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创造了重要条件。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创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成就的重要法宝。40多年前，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同样离不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调查研究。1978年9月，邓小平同志到东北地区视察，他一路看一路听汇报，“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发出了“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先声。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这本身就包含了对调查研究极端重要性的深刻把握。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都非常重视调查研究。江泽民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始终是以调查研究为前提、为依据的”。他要求县以上各级领导同志，尤其是主要负责同志，“每年至少抽出一两个月的时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胡锦涛同志指出，调查研究是“增强做好工作的自觉性、主动性的重要途径”，强调要通过深入调研“不断把握科学发展的主动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正是在坚持和加强调查研究中一步步向前推进的。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重要法宝。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获得真知灼见的源头活水，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从党史学习教育到这次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每一次党内学习教育都对调查研究提出明确要求，调查研究也都成为党内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是这样要求全党的，更是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聚焦重大战略、重大决策，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研的脚步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总书记说过：“我提出精准扶贫战略，就是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先后7次主持召开中央扶贫工作座谈会，50多次调研扶贫工作，走遍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而且年年去、常常去，最终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打赢了脱贫攻坚战。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重大战略任务，也是总书记在深入调查研究后提出来的。他曾谈起新发展格局的提出过程：“我在浙江考察时发现，在疫情冲击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生局部断裂，直接影响到我国国内经济循环。当地不少企业需要的国外原材料进不来、海外人员来不了、货物出不去，不得不停工停产。我感觉到，现在的形势已经很不一样了，大进大出的环境条件已经变化，必须根据新的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在这次浙江考察返京后不久，2020年4月10日，总书记就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可以说，新时代采取的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的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的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的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无不凝结着总书记一次又一次带头调查研究付出的心血和获得的智慧。 调查研究是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 在这次主题教育启动之际，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作为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次主题教育不划阶段、不分环节，要把理论学习、调查研究、推动发展、检视整改贯通起来，有机融合、一体推进。”要求我们“按照党中央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扑下身子、沉到一线，深入农村、社区、企业、医院、学校、‘两新’组织等基层单位，把脉问诊、解剖麻雀，进行问题梳理、难题排查，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掌握好调查研究这项基本功，是贯彻落实好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开展好主题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 调查研究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教育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突出问题导向”，“把问题整改贯穿主题教育始终”。毛泽东同志曾形象地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解决实际问题作为调查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时代的声音，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各种风险挑战、困难问题比以往更加严峻复杂。开展调查研究，必须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特别是聚焦这次主题教育要着力解决的6个方面的问题、《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列出的12个方面的重点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次主题教育要牢牢把握‘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根本任务是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努力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并明确提出5个方面的具体目标。一个总要求、一个根本任务、5个具体目标，就是这次主题教育的目标要求。坚持目标导向，就是要在主题教育的全过程，始终对标对表总书记提出的目标要求，深入开展事关全局的战略性调研、破解复杂难题的对策性调研、新时代新情况的前瞻性调研、重大工作项目的跟踪性调研、典型案例的解剖式调研、推动落实的督查式调研，推动主题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调查研究必须坚持正确态度和科学方法。态度和方法直接决定了调查研究的成效。开展调查研究的正确态度，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实事求是，二是“眼睛向下”。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坚守党性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听真话、察实情，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报喜又报忧，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真正把功夫下到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所谓“眼睛向下”，就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以满腔热忱自觉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毛泽东同志指出，要做好调查研究，“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接地气、通下情，‘身入’更要‘心至’”，要“抓住老百姓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样的态度，才是开展调查研究正确的态度。 图为2023年3月24日，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纪委监委派驻区妇联纪检组在种植基地走访群众，了解惠农政策落实和村组干部作风等情况。 中新社发 尤亚辉/摄 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很多行之有效的调研方法，在新的形势下，我们需要继承并发扬光大。调查研究包括调查和研究两个环节。在调查环节，要善于抓住典型。毛泽东同志曾把调查研究比喻为解剖麻雀。他说，“调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走马看花，一种是下马看花。走马看花，不深入，因为有那么多的花嘛”，所以“还必须用第二种方法，就是下马看花，过细看花，分析一朵‘花’，解剖一个‘麻雀’”，“麻雀虽然很多，不需要分析每个麻雀，解剖一两个就够了”。这讲的就是典型的价值。要抓好典型，就必须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既到工作局面好和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验，又到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到工作做得差的地方去，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调查研究”。在研究环节，要善于把握规律。对于取得的调查材料，要进行一番分析和综合的工作，把零散的认识系统化，把粗浅的认识深刻化，直至找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我们党长期使用的解剖麻雀、蹲点调研、开调查会等传统调研方式，在新时代依然是管用的，依然应该坚持。同时，也要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特点，拓展调研渠道、丰富调研手段、创新调研方式。要坚持因地制宜，综合运用座谈访谈、随机走访、问卷调查、专家调查、抽样调查、统计分析等方式，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提高调查研究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常态化和制度化。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调查研究也永无止境。毛泽东同志说过，“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当前，我国发展正处在新的历史方位，国内国际环境变化深刻复杂，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千头万绪，我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面临着新的考验。这要求我们必须善于不断重新学习，善于不断开展新的调查研究。 要做到调查研究常态化，建立和完善调查研究制度是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对调查研究常态化制度化提出了明确要求，党章党规党纪对调查研究作出了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条件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认真调查研究，能够把党的方针、政策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相结合，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坚持领导干部调查研究、定期接待群众来访、同干部群众谈心、群众满意度测评等制度。”“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党的各级委员会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必须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凝聚智慧和力量，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中央八项规定更是在第一条就对改进调查研究提出了要求。可见，开展调查研究，不仅是我们党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内在要求，也是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重要任务，是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肩负的一项政治责任。 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大兴调查研究，必将教育全党同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注入强大动力。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

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的关键时期，面对更加严峻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发出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号召，并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以深化调查研究推动解决发展难题”的要求。这充分表明，进入新时代新征程，调查研究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具有极端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 调查研究是党的传家宝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做好领导工作的传家宝，也是我们党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同志是党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开创者和实践者。仅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在农村专门做过十几个系统的调查，既为认识中国社会提供了极为详尽的材料、为党内作出决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同时也带动了党内调查研究风气的形成。比如，目前保存的毛泽东同志最早的一篇农村调查报告《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就开启了“解剖麻雀式”的调查传统；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给我们留下了剖析典型案例并及时发现、总结推广基层工作中创造的鲜活经验的传统；《寻乌调查》是调查报告里的一份巨著，共五章三十九节，八万多字，则给我们留下了针对一个或多个行业状况进行系统性、全面性大规模调查摸底的传统等等。毛泽东同志不仅亲自撰写调查报告，而且在这些调查研究基础上作了系列理论思考，为我们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源泉。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调查研究工作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北方四省一市搞调查研究，并发表“北方谈话”，成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先声。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调查研究一路走来，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沉着冷静地应对各种复杂环境，不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新局面。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回顾我们党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全党从上到下重视并坚持和加强调查研究，党的工作决策和指导方针符合客观实际，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而忽视调查研究或者调查研究不够，往往导致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领导意志脱离群众愿望，从而造成决策失误，使党的事业蒙受损失。”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 中国共产党是靠调查研究谋划工作、应对风险挑战并取得成功的政党。在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基础上多谋善断、上下谋划、推动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任何艰难险阻和复杂局面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 勤于调查研究、长于多谋善断，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干事创业、推动工作的一大特点。在这方面，习近平同志为我们作出了表率。他在福建工作期间曾走遍福州、宁德的乡镇，“有个下党乡，我去时真是披荆斩棘、跋山涉水”。他还“针对福建是林业大省、广大林农却守着‘金山银山’过穷日子的状况”，深入调查研究，“推出了有针对性的改革举措，形成了全国第一个省级林改文件”；他在浙江工作期间，“全部县市区走遍了，之后对浙江发展提出了‘八八战略’，就是发挥八个方面优势、采取八个方面举措”。这些都是针对发展困境和难题，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事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我们之所以能够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解决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这与习近平同志倡导“自觉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并率先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谋全局、谋万世，就必须首先加强调查研究。”要防止和克服决策中的随意性及其造成的失误，要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就必须把调查研究贯穿于决策的全过程。 调查研究是转变领导作风和改善工作方法的基础一环 中国共产党是善于运用调查研究来养成良好作风、讲究调查研究科学方法来改进工作的政党。调查研究，历来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工作路线，转变领导作风和改善工作方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途径；是落实好党的群众路线，解决好“四风”问题，特别是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的重要方法和基础环节。 任何一个政治集团，一旦缺乏调查研究，就会出现领导作风偏离，陷入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对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我们党始终保持着警惕。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针对曾经出现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作风特别指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改革开放前后，邓小平同志也曾多次批评一些人“把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坐办公室、处理文件、在领导机关内部开会上面”的现象，他明确提出：“各级班子要搞好，领导人的作风要转变。要解决官僚主义、不深入的问题。”当前，“四风”问题仍具有一定的顽固性和反复性，稍有松懈就会反弹回潮。因此党的作风建设和工作方法的改善，必须“永远在路上”，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毫不松懈纠治“四风”，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滋生蔓延。 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上出现的一切问题，几乎都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缺乏调查研究有关。要避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形成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就必须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中作实实在在的调查研究。正因如此，中共中央在近日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中特别强调：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是转变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提高履职本领、强化责任担当的有效途径”。 调查研究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之需 中国共产党是善于运用调查研究结论把握历史规律、破解发展难题，并顺应时代发展大势真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党。推动发展，历来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当前，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矛盾和挑战，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特别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内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这些都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不懈地开展和加强调查研究工作。不调查研究，就不可能掌握新情况，也不可能坚定推动发展的决心，更不可能掌握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办法。一切不重视调查研究、不善于调查研究的思想，一切不深入实际生活、只坐在办公室关起门来作决策的做法，一切只在表面上走过场，满足于听听、转转、看看的蜻蜓点水式“调研”，都会严重影响决策的科学性，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损害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形象，最终阻碍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 在新起点新征程上，做好新形势下的调查研究工作，既要着眼于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点问题，还要着眼于解决制约当前和今后发展中的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特别是解决影响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中央特别强调要在这次全党深入开展的主题教育中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以强化理论学习指导发展实践，以深化调查研究推动解决发展难题，把学习和调研落实到完成党的二十大部署的各项任务中去，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成效检验主题教育成果。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局局长、研究员）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强调，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增强问题意识，敢于正视问题、善于发现问题，以解决问题为根本目的，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这为我们增强调查研究的针对性、有效性指明了方向。 问题是调查研究的“靶子”。坚持问题导向是调查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我们开展一切调研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开展调查研究，固然要到工作局面好和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验，但更多的是到困难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研究问题、化解矛盾。可以说，能不能发现问题、敢不敢正视问题、会不会解决问题，不仅是党员干部认识能力和工作水平问题，更反映其工作作风和精神状态。当前，调查研究氛围日益浓厚，工作中应防止出现以下问题：为调研而调研，只按规定路线走马观花，看精心准备的样板，听照本宣科的汇报，搞“盆景式”调查、花架子研究；害怕揭露问题、解决不了问题影响政绩，对问题视而不见，刻意回避问题，等等。这些有调查无研究、有研究无方案、有方案无措施、有措施无效果的“伪调研”，非但不能解决问题、推进工作，反而会进一步助长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不正之风。 调查研究要奔着问题去。1927年，毛泽东同志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在湖南乡下调查32天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为弄清楚“小康水平”是个啥样子、具体标准是什么、能不能实现的问题，多次到沿海、内陆各省市调查研究，获取了科学设计现代化建设蓝图的鲜活资料。回望党的百年历史，每当思想上遇到困惑、现实中碰到难题、工作上打不开局面时，我们党都坚持以调查研究为前提和依据，不断研判形势方向、应对风险挑战、推动事业发展。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困难问题比以往更加严峻复杂，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迫切需要拿起调查研究这个武器攻坚克难。对党员干部来讲，必须以“问题导向”牵引调研方向，突出重点、直击要害，真正把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摸清找准，使调查研究的过程成为联系群众、为民办事的过程。 做好调查研究，应做到调研前做好预习，调研中虚心学习，调研后深入研习。要善于发现问题。保持敏锐性，能够从关系政治全局、关乎人民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中，从琐碎的日常工作中发现问题苗头和线索，为开展调查研究做好课题储备。特别是针对一些深层次矛盾问题不遮丑、不护短，敢亮家底、敢揭伤疤，为进一步摸清症结、对症下药打好基础。要深入分析问题。心中始终装着问题，到基层一线、群众当中找答案，做好“望闻问切”四篇文章，调查研究才不会“入宝山而空返”。同时，对获取的资料信息进行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思考，带着思考下去、带着“干货”上来。要勇于解决问题。能当场解决的问题绝不拖延，避免使其沦为历史遗留问题；不能当场解决的问题，要及时研究制订措施以一一“销号”，决不能因为问题不好解决而“修饰”问题，甚至不声不响地使问题“消失”，确保调查研究发现真问题、真解决问题。  

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新征程上，我们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始终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保持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把党建设成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坚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奢靡之始，危亡之渐。回顾百余年党史，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从“进京赶考”到“走好新的赶考之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和光荣传统始终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新征程上，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躲不开、绕不过的深层次矛盾，党的建设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顽固性、多发性问题，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骄傲自满，党不能骄傲自满，国家不能骄傲自满，领导层不能骄傲自满，人民不能骄傲自满，而是要增强忧患意识、慎终追远，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必须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继承和发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防止出现承平日久、精神懈怠的心态，要以慎终如始、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乘风破浪、笃定前行，向党和人民交出更加优异的时代答卷。 厚植“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家国情怀。“无我”即“忘我”，是随时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一切的大无畏精神。“无我”处理的是“我”和集体、“我”和他人的关系，涉及公和私、“大我”和“小我”的关系。共产党人的“无我”不仅体现为心中无私，更体现为心中有民、心中爱民。一路走来，我们党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与人民心心相印，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盼，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厚植“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家国情怀，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当好广大群众的“贴心人”“暖心人”，始终同人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汇聚起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磅礴伟力。 保持“风华正茂、蒸蒸日上”的生机活力。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我们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的“青春密码”。我们必须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锐利武器，在明辨是非、矫枉纠偏的过程中，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 强化“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责任担当。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政治品格，也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我们党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难之时，一出生就铭刻着斗争的烙印，一路走来就是在斗争中求得生存、获得发展、赢得胜利。我们党依靠斗争创造历史，更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清醒认识前进道路上进行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自觉强化“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责任担当，在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中坚定斗争意志，在直面问题、解决问题中提升斗争本领，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荣光。

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是共产党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体现。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坚持把调查研究作为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了党领导人民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新时代，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局起步具有重大现实指导意义。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重要法宝。在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开展了广泛深入、卓有成效的调查研究，逐渐深化了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规律的认识，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完成了每个历史阶段的重大历史使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等进行了深入细致全面的调查研究，成功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同时，为纠正党内普遍存在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毛泽东倡导全党同志进行调查研究，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为了摸清新中国发生的新变化和出现的新问题，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在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著名的《论十大关系》，逐渐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和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恢复实事求是的工作路线，以实践作为制定和检验政策的标准，中国迎来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改革开放以来，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核心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在全党兴起，进而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面临着新的发展形势和任务，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立足新的实际，在脱贫攻坚、生态环保、对外开放等重大领域进行了持久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得出了许多新的结论，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新的理论创新成果，其中注重调查研究无疑是这一思想形成的重要方法论根源。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正确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是认识世界发展规律的理论武器。调查研究是唯物辩证法在工作中的运用，只有坚持调查研究，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做到从实际出发，形成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围绕世情、国情和民情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调查研究和科学分析，站在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鲜明提出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对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顺应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重大变迁和历史发展大势，成为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逻辑起点和政策制定的现实依据。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上讲，我们党对社会矛盾的认识把握，体现了党通过调查研究对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对社会主要矛盾运动规律的认识把握，形成了对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重大关切的战略性思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在众多涉及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领域开展深入调查研究，准确把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新特点，以战略思维科学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历史性转化，为确立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提供根本遵循，为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基本支撑。 调查研究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指导意义。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在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等条件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各种风险挑战、困难问题比以往更加严峻复杂，这些都是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坚持问题导向，迫切需要通过调查研究这一重要的方法论，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和规律，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在实际工作中处理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就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弘扬党的光荣传统，紧紧围绕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高质量发展，直奔问题去，围绕做好事关全局的战略性调研、破解复杂难题的对策性调研、新时代新情况的前瞻性调研、重大工作项目的跟踪性调研、典型案例的解剖式调研、推动落实的督查式调研，结合实际确定调研内容，使调查研究工作同中心工作和决策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更好为科学决策服务、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服务、为完成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服务。这对于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有重大现实指导意义。 （作者系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由一份“培养一批‘一县一业’重点基地”的文件说起，强调“一个城市是不是就靠一业来发展，那不一定。靠几业，靠什么业，都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根据具体情况去定，不能下单子”。事实证明，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究。前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指出：“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作为在全党开展的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回溯历史，调查研究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的开启，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促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大兴调查研究，有助于推动党员干部更好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意愿，真抓实干解民忧、暖民心，真正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         翻过一山又一山，走过一程又一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的脚步遍布祖国大江南北。走遍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直接到贫困户看真贫、扶真贫，直接听取贫困地区干部群众意见，不断完善扶贫思路和扶贫举措，最终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打赢了脱贫攻坚战；主持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就“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问计于民，农民工、快递员、乡村教师、餐馆店主、货车司机等被请进会场……习近平总书记广泛深入调查研究，不断丰富发展治国理政的理论和实践，带领亿万人民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各种风险挑战、困难问题比以往更加严峻复杂，迫切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和路径。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对于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关键性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只有加强调查研究才能心中有数，更好地摸清情况、分析问题、研究对策，从实际出发进行谋划，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         调查研究的目的是发现和解决问题，须务求“深、实、细、准、效”，既要身入基层，更要心到基层。各级领导干部要多到分管领域的基层一线去，多到困难多、群众意见集中、工作打不开局面的地方去，体察实情、解剖麻雀，全面掌握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必须力戒形式主义，做到持之以恒、久久为功，防止走马观花、蜻蜓点水，防止一得自矜、以偏概全。对调研中反映和发现的问题，要逐一梳理形成问题清单、责任清单、任务清单，逐一列出解决措施、责任单位、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劲、解决不彻底不放手。唯其如此，才能制定出顺应人民意愿、符合人民所思所盼的方针政策和发展规划，把调查研究成果转化为推进工作、战胜困难的实际成效，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下更大功夫把调查研究做深做实，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问题导向，坚持攻坚克难，坚持系统观念，我们就一定能更好应对新时代新征程前进路上的风浪考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集智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