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4日，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应邀走进延安毛泽东同志的窑洞，提出了著名的“窑洞之问”——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黄炎培先生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听闻黄炎培先生肺腑之言，毛泽东同志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经常讲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强调这是关系党千秋伟业的一个重大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成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讲话时指出：“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 一、“自我革命”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自我革命”从内因的角度，即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新角度，回答了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用黄炎培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如何防止成功者因环境变好或历时长久而精神懈怠，以致人亡政息；用我们党的语言表述，就是如何巩固政权并长期执政。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只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就出不了大问题，我们就能够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第一个答案即“人民监督”是从外因的角度，也就是从党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角度回答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二个答案即“自我革命”，揭示了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内在原因，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只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就出不了大问题”。 “自我革命”从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和独特优势，回答了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黄炎培先生说，历史上“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但是，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历史上、世界上其他任何政党，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和独特优势。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补钙壮骨、排毒杀菌、壮士断腕、去腐生肌，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防止人亡政息。毛泽东同志讲道：“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世界上那么多执政党，有几个敢像我们党这样大规模、大力度、坚持不懈反腐败？有些人吹捧西方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那一套，不相信我们党能够刀刃向内、自剜腐肉。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实践给了他们响亮有力的回答。” “自我革命”从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方面，回答了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黄炎培先生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但是，中国共产党不同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和世界各国资产阶级政党，我们党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这种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和品格，为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提供了强大支撑，使我们党避免犯黄炎培先生指出的“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等颠覆性错误。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先进性的必由之路，是完成社会革命的内在动力。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但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不会自然而然保持下去，而是要靠不断自我革命来保持。正如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所指出的：“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只要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就一定能够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一个政党最难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自我革命精神正是中国共产党永葆活力、勇往直前的强大精神支柱和思想动力。正是因为具备这种独有的政治品格，我们党才能穿越百年风风雨雨，多次在危难之际重新奋起、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全面从严治党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十年磨一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全面从严治党，打出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形成了一整套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针对“七个有之”等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突出问题，我们坚持严的主基调，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抓住“关键少数”，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特别是我们党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提出“六个必须”，即必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守自我革命根本政治方向；必须坚持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淬炼自我革命锐利思想武器；必须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严明纪律整饬作风，丰富自我革命有效途径；必须坚持以雷霆之势反腐惩恶，打好自我革命攻坚战、持久战；必须坚持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凝聚力，锻造敢于善于斗争、勇于自我革命的干部队伍；必须坚持构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为推进伟大自我革命提供制度保障。这“六个必须”是对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深刻总结，是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的奥秘所在。习近平总书记还明确概括了“九个坚持”，这就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坚持发扬钉钉子精神加强作风建设，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持纠正一切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和不正之风，坚持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坚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制度。这“九个坚持”进一步深化了对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规律性认识，是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成功秘诀。 二、“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的关系 两个答案的角度不同，分别从内因和外因的角度回答了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内因和外因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党之所以能够自愿接受人民监督，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党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把尊重民意、汇集民智、凝聚民力、改善民生贯穿党治国理政全部工作之中，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做到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深入群众、深入基层。 两个答案是内在一致的，都源于党的初心使命。第一个答案源于党的初心使命，源于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自觉接受人民监督，是践行初心使命题中应有之义。党一贯重视发展人民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在倾听人民呼声、接受人民监督中自觉进行自我反省、自我批评、自我教育，在服务人民中不断完善自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一个答案”的规律性认识，系统提出、大力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通过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监督更加规范、有力、有效。 第二个答案同样源于党的初心使命，源于党的性质宗旨和崇高理想。崇高理想、初心使命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前进方向和不懈动力，勇于自我革命是共产党人践行初心使命的内在力量和自觉行动。《共产党宣言》宣告：“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始终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为人民的利益修正错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讲到，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次全会《决议》再次重申了这句话。这既是回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把我们党同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也是提醒全党，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 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正是因为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才能本着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检视自身、常思己过，坚决同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作斗争；才能摆脱一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并向党内成为这些集团、团体、阶层同伙的人开刀，永葆党的生机活力；才能让人民信赖我们、支持我们，真心实意帮助我们改正缺点，坚定跟着党一起奋斗。 把两个答案结合起来，就完整回答了我们党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 在实践中我们党接受人民监督和勇于自我革命始终是一体推进、一以贯之的。早在1939年10月，毛泽东同志就在为中央党刊《共产党人》写的发刊词中指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是件“伟大的工程”。“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正因为百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给出第二个答案是“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不仅从理论上明确提出了第二个答案，而且丰富拓展了第一个答案。从“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到“勇于自我革命”，我们党对“窑洞之问”的时代回答不断拓展深化，充分彰显了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政治自觉和历史主动，体现了我们党对长期执政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必将引领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警惕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会不会变得老态龙钟、疾病缠身。对党的历史上走过的弯路、经历的曲折不能健忘失忆，对中外政治史上那些安于现状、死于安乐的深刻教训不能健忘失忆；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反应迟钝，处理动作慢腾腾、软绵绵，最终人亡政息！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我们党必将继续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作者系求是杂志社编委会委员）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在以大兴调查研究推动察实情、出实招、促发展之际，需要准确把握党中央提出的“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攻坚克难、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基本原则，工作中做到“十宜十忌”。 在事前准备上，宜“带着问题”，忌“说走就走”。磨刀不误砍柴工，不打无准备之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做好“战前”准备再“出征”。 宜“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就调研来说，“粮草”就是调研方案。调研准备工作除了办理出差请示或报备手续外，要精心谋划调研主题、调研目的、调研范围、调研方式、预期成效等，重点围绕了解哪些情况、总结哪些经验、解决哪些问题等拟出调研提纲，并做好相关知识准备，有些还要事先设计好调查问卷或材料模板，带上纸笔或小程序再上路。 忌“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不能想一出是一出，一拍脑袋就出发。心中无数、脑袋空空，乱跑莽撞、两眼一抹黑，到了现场光发蒙，只能“临场发挥”“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最后肯定是事倍功半、收效甚微。 在人员组成上，宜“轻车简从”，忌“层层陪同”。人员少而精，场面小而实。严格控制参加调研的人员规模，能少则少、能减则减、能压缩则压缩，可参加可不参加的一律不参加，无关人员一个不要带。 宜厉行节约，低调出行。“轻轻出发”“悄悄前进”“无声无息”，前不设引路车、后不派保障车、中间不加陪同车，直奔基层、直插现场，不扰民、不扰官，不打乱群众日常生活、不干扰干部正常工作、不给基层增加负担、不给调研对象增添麻烦。 忌大张旗鼓，兴师动众。调研人员还没出发，基层人员早已“严阵以待”“反复演练”，途中层层陪同、处处加人，现场彩旗飘飘、前呼后拥，到处是照相机、摄像机“长枪短炮”，导致“出发满满一车子、路上不断加车子、现场频频加凳子、开会整整一屋子”。 在对象选择上，宜“需去则去”，忌“畸轻畸重”。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调研对象的选择取决于调研主题的选择，取决于带着什么问题、解决什么事项、了解什么情况。 宜“大中小”都有，“好中差”都选。既要到先进地区、优秀单位、样板工程去总结成效、提升经验、推广做法，也要到问题集中、矛盾突出、事情棘手的地方去查找原因、分析情况、研究对策。既要到对政策措施持赞成意见的地方去听取建议，也要到对政策措施持反对意见的地方去听取意见。 忌挑肥拣瘦，嫌贫爱富。既不能“一窝蜂”、一阵风，扎堆调研、多头调研、重复调研，又不能有“总是被遗忘的角落”，也不能有喜新厌旧型的偏好性选择、躲开绕过“矛盾窝”型的回避性选择、能增光添彩型的功利性选择，更不能以调研为名搞游山玩水、吃喝玩乐等不正之风。 在线路安排上，宜“需改则改”，忌“按剧本演”。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调查研究要做到有代表性、典型性、示范性、广泛性，不能总走经典线路、总去窗口单位、总访富裕家庭。 宜增强自主性，掌握主动权。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增加调研随机性。多加自选线路、多搞“自选动作”、多增“自由活动”，“一竿子插到底”，“需直行就直行”“需转弯就转弯”“需掉头就掉头”“需下车就下车”，让被调研对象“防不胜防”，在“出乎意料”“没有想到”中“满载而归”。 忌总是被安排，被迫当演员。被牵着鼻子走、照着剧本行、看着稿子讲的作秀式、盆景式调研，不仅看不到实情、听不到真话、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会引起群众反感和抵触。 在访谈地点上，宜“田间地头”，忌“深宅大院”。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调研免不了要进行访谈，无论是一对一，还是一对多，或者多对一、多对多，都要让对方能说话、想说话、愿说话、敢说话，敞开心扉、无所顾忌，甚至“七嘴八舌”。 宜深入犄角旮旯，走到群众身边。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脱下西装革履，换上便服便装，走到田间地头、走进车间班组，和群众身挨身坐、手拉手聊，一起扯扯柴油米盐、聊聊衣食住行、谈谈生老病死，问问“家长里短事”、听听“鸡毛蒜皮言”，一些带着露水、带着热气、带着泥土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急难愁盼，才能原汁原味、自然而然表达出来。 忌只看“门面”和“窗口”，不看“后院”和“角落”。不能总看高楼大厦、习惯楼堂馆所，不看背阴胡同、不愿独辟蹊径。待在车里看、隔着玻璃瞧、坐在台上听，在会议室开开会、露露脸、讲讲话、拍拍照、握握手，那是难以全面掌握第一手情况的。 在方法方式上，宜“解剖麻雀”，忌“蜻蜓点水”。涉浅滩者得鱼虾，入深水者得蛟龙。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调查研究的方法有很多，“解剖麻雀”是其中很重要也很管用的一种。 宜俯下身子，全神贯注。“一脉不顺，周身不畅”。既要仔细观察清楚“麻雀”全貌，检查清楚“眼耳鼻口”“羽毛皮肤”，又要仔细“开膛破肚”，梳理清楚“骨骼肌肉”“血管神经”“五脏六腑”；不仅要检查有没有“肿瘤”“溃疡”“炎症”“出血点”，而且要综合分析日常“气血盈亏”“阴阳五行”，以小见大，见微知著。 忌心浮气躁，敷衍了事。既不“望闻问切”，也不“视触叩听”。那种不问诊、不检查、不化验、不找痛点堵点淤点，“雨过地不湿”的作风，只能得出“大概”“可能”“差不多”的“诊断”，很有可能会延误病情、延误战机、铸成大错。 在用心用情上，宜“察言观色”，忌“听啥是啥”。迈进群众的门槛容易，走进群众的心坎不易。有时候访谈对象不愿意说真话、说实话，要么拐弯抹角、要么言不由衷、要么顾左右而言他，这就需要“察言观色”，以摸清其真实的意图。 宜身到心到情也到，不畏浮云遮望眼。听懂“弦外之音”，领会“言外之意”。既可以通过对方的表情、语气、手势等肢体语言来甄别是否言不由衷，又可以通过穿衣着装、吃喝用度、收入支出来佐证是否心口一致，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心灵相通、心有灵犀，也是密切联系群众、增进群众感情的重要切入点。 忌“有闻必录”“听风就是雨”。“身入而心不至”，不走心的听、不动情的悟，既无法摸清对方所思所想所盼所愿，又难以了解对方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更难以真正兜上来问题、兜上来真问题，甚至会造成材料失真、判断失准，导致南辕北辙。 在材料梳理上，宜“系统翔实”，忌“支离破碎”。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摸透“实事”，科学“求是”。既要防止深度不够的问题，又要避免广度不够的缺陷，还要防止合成中出现的谬误。 宜回看走过的路，远眺前行的路。从过去中看出未来，从全面中突出重点。既梳理前面已形成的成效成果、经验教训，也了解正在或即将发生的情况，用长远的眼光、发展的观点来看待眼前和现实的问题。审大小而图之，酌缓急而布之。在全面的基础上突出重点问题、区分轻重缓急、排列优先顺序、明确主攻方向，并就关键事项、核心要素、重要数据反复核对、前后对比，让整个材料轮廓清晰、钩稽关系对应，真正串起来、活起来、立起来。 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眉毛胡子一把抓”，以点概面，以偏概全，或放不开、收不拢，一堆材料零零散散、残缺不全、真伪不清，既不见人也不见事，既没场景也没故事，这样的材料是难以发挥应有价值的。 在报告撰写上，宜“客观公正”，忌“过滤美颜”。执笔“三分主”，不可“藏私心”。执笔人手中的笔，重有千钧，一笔一画写下的是调研组的忠诚、责任和担当。有责任有担当，报告才会闪光。 宜坚守党性原则，秉持一心为公。党员干部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报告撰写的立场就是对党的立场，客观公正程度就是对党的忠诚纯度，必须如实汇报，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党赋予我们调研的使命，责任重如泰山，必须履职尽责，尽心尽力、全心全力，努力交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答卷，做到“能负责、会负责、负好责”。有时候调研工作也会遇到这种那种的干扰和压力，讲真话、说实话、报实情也会面临风险、遭到非议，需要有不回避问题、不躲避困难、不逃避风险的担当精神，经得起诱惑，扛得住威逼，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忌私心杂念，笔下生花。不能存在“小算盘”“小九九”“小心思”“小聪明”，因怕担责任就写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场面话”，“讲远不讲近，讲虚不讲实”的“空洞话”，“先射箭、后画靶”的“江湖话”，甚至因怕得罪人或者迎合领导、迎合调研对象而粉饰太平、避重就轻、避实就虚、闭门造车。 在成果运用上，宜“吃干榨净”，忌“束之高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花费一定人力物力开展调查研究，为的是总结成绩推广经验、发现问题寻求良方、掌握情况决策参考。 宜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建立调研成果转化运用清单，精心开展顽瘴痼疾靶向治疗。调研工作搞得好不好、调研报告优秀不优秀，不仅仅是看花了多少时间、去了多少地方、访了多少人、写了多少篇报告，也不仅仅是看调研报告的谋篇布局、遣词造句、文字文采，最主要的是将成功原因找准能够推广、问题根源找出能够确诊、治疗良方找到能够根治。能解决问题的调研才是好调研，能解决问题的报告才是好报告，能“吃干榨净”的成果才是好成果，能从解决“一件事”而推广到解决“一类事”的调研方法才是好方法。 忌调查研究隔层纸，政策执行隔座山。不能交了报告就算完成任务，评了个奖就算工作成绩。写的报告自说自话、自唱自听，既不接地气，更没有底气，既没有多少实用价值，更没有多少可操作性，对决策有百害而无一利。这种“来去空空”，一无所有，“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无效调研，既劳民伤财又败坏风气，更背离了党中央的要求。 在办公室想全是问题，下到基层看都是办法。只有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锚定难题积案和顽瘴痼疾，吃透上情、掌握下情、了解外情，做到“十宜十忌”，“亲口嚼一嚼馍、尝一尝滋味”，才能发挥好调研的“探头”“前哨”“侦察兵”“千里眼，顺风耳”作用，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思路办法，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理论系统化和广泛应用的一个时期。在这期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社会，广泛开展调查研究，为制定党的方针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缘起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施的调查研究是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如1927年，毛泽东同志专程到湖南做了32天的考察，形成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通过调查研究，准确把握中国农村的发展脉络，找到了中国革命的规律，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发展道路。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施的调查研究是在毛泽东同志的大力推动下开展起来的。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向全党号召系统、周密地开展调查研究。在此号召下，广大党员干部和中央各级机关团体，深入实地开展调查研究，为党制定方针政策提供参考，同时也在调查研究实践中有力地反击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施的调查研究是战争和客观形势发展的要求。由于抗日根据地大多数都建立在农村，自然离不开对当地社会历史、地理环境、风土人情、阶级关系、敌我各方力量等情况的了解。延安时期，多数党员没有经历过大革命与土地革命的洗礼，对于机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照搬十月革命模式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巨大危害没有切实的感受。基于此，毛泽东同志深感有必要进行一次广泛的、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进而在全党范围内确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克服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 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理论基础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集中精力进行理论上的建树，特别是对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的调查研究实践和理论进行全面的梳理与总结，把调查研究理论进一步系统和完善。 毛泽东同志撰写的《实践论》《矛盾论》等文章为广泛开展调查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同志系统阐释认识和实践、理论和实际的辩证关系，而调查研究恰好是架起实践与认识、理论与实际的桥梁，并详细论证了调查研究是取得正确认识的基础，是形成党的思想路线的前提。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反对主观主义，从哲学的高度赋予调查研究的理论权威，为全党范围内普遍开展调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同志阐释了事物矛盾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强调在事物矛盾普遍性基础上对矛盾特殊性的分析，在工作方法论上突出强调了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就是在矛盾普遍性基础上把握事物矛盾特殊性的最好方法。《矛盾论》为在调查研究实践中处理好矛盾二重性指明了方向，为延安时期党的调查研究的实施提供了哲学方法论。 毛泽东同志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高度，从转变党的思想作风、加强党的建设高度，系统阐述了调查研究的意义、目的、态度和方法，将调查研究确立为中国共产党人基本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使调查研究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赋予调查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从而使党的调查研究理论更加完备和系统。 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机构的设立及调查制度的出台 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强调：“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1941年设立调查研究局，这是中央第一个专门负责调查研究的部门，毛泽东同志任局长兼政治研究室主任，任弼时同志任副局长。中央政治研究室成立伊始，从各处遴选研究工作人员40余人。如此精兵强将的配备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调查研究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为调查研究成功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由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从此，将调查研究工作常态化、制度化，这两个文件标志着党的调查研究制度走向成熟。文件对党委和政府的调查研究职能、调查机构的设立、调查人员配备、调查经费的使用等均有规定。随后各级政府根据调查内容设计调查表格、细分调查事项，开展大规模的调查研究。经过调查研究而形成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各抗日根据地经济社会发展。 调查研究与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制定 在党中央的号召和毛泽东同志的推动下，中共中央机关及各团体、个人组织调查团深入农村，以问题为导向，开展有关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及民族等方面的调查研究，形成系列调查报告，提出对策建议，为党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可靠依据。 朱德同志调查研究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方针确立。1940年5月，朱德同志从华北战场返回延安，目睹了边区经济窘况。他着手开展经济发展状况调查，以期找出解决财政经济困境的办法。1940年9月2日，他邀请董必武、徐特立等同志到延安西川的高桥、裴庄等地方实地调查。他们调查了农具厂、难民纺织厂等工厂，与工人、技术人员交流谈话，询问生产、生活情况。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朱德同志对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发展提出很多真知灼见。这些观点主要体现在其撰写的《论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及《参观边区工厂后对边区工人的希望》等文章中，如经过对延安周边工厂的调查，他提出了开展“纺毛运动”的建议。这一建议被陕甘宁边区政府所采纳，并对纺织业作出全面安排部署。可以说，边区“纺毛运动”及纺织业迅猛发展与朱德同志的建议密不可分。朱德同志对南泥湾调查后，向党中央提出开垦南泥湾的建议，并选定开荒地点。经党中央同意后，359旅开进南泥湾，经过不懈努力，曾经荒芜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南泥湾政策”的成功实施，极大地推动了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 妇女生产生活调查及中国共产党的妇女政策制定。1941年9月，中央妇委联合西北局组成调查团，深入边区周边的广大农村，开展为期三个多月的妇女生产生活调查。1942年5月，中央妇委又令各级妇委深入农村开展调查研究。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形成了诸如《沙滩萍调查》《沙滩萍第二乡第二行政村调查》等妇女生产生活调查报告。根据调查情况，中央妇委会代表党中央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于1943年2月颁布实施。在“四三决定”政策的指引下，边区妇女工作的核心和关键是组织妇女参加生产，在生产经营中提高广大妇女的经济地位。“四三决定”强调组织妇女参加个体与集体的生产活动，在生产劳动中提高妇女地位，这是与以往历次妇女工作的显著区别。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立足解决实际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形成了调查研究与政策制定的良性互动机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是党主动应对国内危局，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实践环节，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直面社会问题的责任感和价值理念，凝聚了党解决经济、社会等问题的政治智慧。 （作者系陕西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陕西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鲜明特色。党中央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对主题教育中做好调查研究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攻坚克难、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五个必须坚持”贯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凝结着我们党开展调查研究的宝贵经验，为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做好各项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必须准确把握“五个必须坚持”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把调查研究与理论学习、推动发展、检视整改有机融合、一体推进。 一、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展调查研究就是走群众路线，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就没有决策权。”党员干部要坚持群众观点、站稳人民立场，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深刻道理，自觉把自己当作群众的一员，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调查研究，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要坚守人民情怀，以百姓心为心，以心交心、将心比心，放下架子、扑下身子，“身”入基层、“心”到群众，拜人民为师，甘当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总结群众经验、反映群众意见、汲取群众智慧。要改进群众工作方法，既要继承党的群众工作的好传统，又要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提高调查研究的科学性和精准性。要改进工作作风，多采取“四不两直”、蹲点调研等方式，深入农村、社区、企业、医院、学校、“两新”组织等基层单位，同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直接听取群众意见，防止出现坐不下板凳、稳不住心神、说不上话现象。在调研中，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轻车简从，不搞层层陪同，防止“出发一车子、开会一屋子、发言念稿子”式调研，不搞作秀式、盆景式、打卡式调研，避免扎堆调研、多头调研、重复调研，不给基层增加负担。要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对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要及时解疑释惑、化解矛盾，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切实使调查研究的过程成为广大群众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认同和领悟的过程，成为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过程。 二、必须坚持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不能做到实事求是，是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成败的关键。全党同志一定要把实事求是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去，经常、广泛、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根本的是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研究和探求事物的发展规律，努力做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要把实事求是的“实事”“求是”两个方面和调查研究的“调查”“研究”两个环节紧密结合起来，使调查研究的过程真正成为体现实事求是的过程。一方面，通过深入调查弄清“实事”，既看“高楼大厦”又看“背阴胡同”，既听“顺耳话”又听“逆耳言”，全面掌握丰富、生动的第一手材料，切实把实际情况摸实，把存在的问题摸准，把群众的所思所盼摸透。另一方面，通过深入研究去“求是”，探求和掌握事物本质和规律。在调查的基础上，对掌握的各方面一手材料下一番思考、分析、综合的功夫，经过交换、比较、反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把握事物本质，形成规律性认识，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坚决避免调查多、研究少，情况多、分析少，不解决问题的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运用党的创新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善于运用这一重要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问题、推动事业发展。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坚守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既是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问题，更是党性问题。任何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机械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观点，都是缺乏党性的表现，都是有害的、不可取的。在调研中，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坚决防止做表面文章，坚决反对弄虚作假行为。 三、必须坚持问题导向 马克思曾深刻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各种风险挑战、困难问题比以往更加严峻复杂，而我们对许多新问题和新矛盾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增强问题意识，敢于正视问题，善于发现问题”，通过调查研究进一步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和路径。坚持问题导向，要做到有的放矢。要对“去哪儿调研、调研什么、怎么调研”提前做好谋划，带着问题去，通过调查研究找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对策，避免漫无目的、自主性差、丧失主动权的“被调研”。党中央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聚焦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高质量发展，明确提出十二个方面调研内容，为增强调查研究的针对性、实效性奠定了坚实基础。坚持问题导向，要善于发现问题。既要带着问题去调研，又要善于在调研中发现问题、敢于面对问题，尤其不能先入为主，不能事先定调子，不能对问题视而不见。坚持问题导向，要以解决问题为根本目的。要对标对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查找在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履职尽责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系统梳理调研发现的问题、推动发展遇到的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以及巡视巡察、审计监督等发现的问题，逐个列出问题清单，建立成果转化台账，加强对问题解决情况的督查督办和跟踪问效，防止为调研而调研，切实把调查研究过程变成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的过程。 四、必须坚持攻坚克难 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不畏困难、不惧风险、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已经内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品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在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一系列重大矛盾和阻力中书写了“两大奇迹”的新篇章。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由经济下行压力引发的各种经济问题、民生问题、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各领域都还存在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共产党人的斗争，从来都是奔着矛盾问题、风险挑战去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直面问题、苦干实干，在攻坚克难中开创发展新局面。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就要增强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深入研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各类风险挑战，前瞻性研究前进道路上如何应对各种“黑天鹅”“灰犀牛”“拦路虎”。要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聚焦那些涉及改革发展稳定的深层次关键性问题、具有普遍性和制度性的问题、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及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长期未解决的老大难问题等，做好破解复杂难题的对策性调研，找准问题的堵点淤点难点，理清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短板弱项，正视矛盾、直面问题，拿出破解难题、打开局面的实招硬招。要坚持以调研开路、以调研开局，在真刀真枪真解决难题上下功夫、见真章，集中力量解决一批发展所需、改革所急、基层所盼、民心所向的问题，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在攻坚克难中展现党员干部的责任担当。 五、必须坚持系统观念 唯物辩证法认为，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统。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坚持系统观念开展调查研究，必须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强化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抓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难点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进行研究思考，提出有效破解问题的主攻方向、思路举措、方法路径，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要坚持从长远上看问题、想策略、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增强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当前，要着力做好新时代新情况的前瞻性调研，善于从苗头性、倾向性现象中看到趋势、看到全局、看到方向，以尽早谋划、提前布局赢得主动、抢得先机。要坚持从全局上看问题、想策略、谋发展。要着力做好事关全局的战略性调研，善于把局部问题放在全局中思考，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点领域入手，从“落一子而满盘活”的关键环节着力，以点带面，激活全盘，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坚持从整体上看问题、想策略、谋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高度耦合、系统集成的统一整体，各个部分、各个环节紧密联系、相互作用。开展调查研究，既要把握事物的重点方面和关键环节，更要把握事物的整体和全貌，注重各种要素、各项工作的关联性，善于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能畸轻畸重、顾此失彼。对“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和单靠基层难以解决的问题，对涉及多个地区或部门单位的问题，上级领导机关要主动认领、统筹谋划，层层压实责任，形成上下协同攻坚的强大合力，整体性推动问题解决。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深入调查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注重调研成果转化运用，在调查的基础上深化研究，提高调研成果质量，切实把调研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的实际举措，防止调查多研究少、情况多分析少，提出的对策建议大而化之、空洞抽象、不解决实际问题”。这一重要要求，为全党大兴调查研究，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提供了重要遵循。 事实是真理的依据，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现实中，真实的情况往往被表象掩盖、受距离阻隔，只有深入一线、掌握第一手材料，才能发现问题所在；也只有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深刻把握问题实质和矛盾规律，才能“求解”出科学决策。调查研究必须注意处理好调查和研究两个环节的关系，既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做好真实情况和各种问题的调查摸底，也要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把零散的认识系统化，把粗浅的认识深刻化。 “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毛泽东同志在寻乌搞调查时，对寻乌的行政区划、交通状况、商业情况以及多个行业的状况作了细致深入调查，甚至把当地家畜、特产、价格，各行业人员数量、比例等都摸排得清清楚楚，力求弄清当时的农业和工商业状况，为解决党在土地革命中的路线和政策问题提供参考。调查必须扎下去、实起来，把真实情况搞清楚，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相反，或是走马观花、浅尝辄止，或是一得自矜、以偏概全，就不可能真正掌握基层治理的难题难点、准确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所忧所盼。有的人把“下去了”当成“调研了”，以“逐级要材料”代替深入调查，不可避免陷入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泥淖。 调查是全面、客观、准确掌握情况的过程，并不自然产生科学观点、得出正确结论。要使调查发挥应有价值，还需要对所掌握的材料进行系统分析和整合。早年在福建省工作时，针对福建林农守着“金山银山”过穷日子的状况，习近平同志抓住“山要怎么分”“树要怎么砍”“钱从哪里来”“单家独户怎么办”四个难题深入调研，推出了有针对性的改革举措，推出了全国第一个省级林改文件。研究不仅仅是调研的后续，也可以指导深入调研。研究捋得顺、析得透，就能把客观规律把握得更准确、认识得更深刻。 开展调查研究，既要善于抓问题，也要善于求答案，既要善于找现象，也要善于析机理。只调查不研究，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就提不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对策；只研究不调查，就如同闭门造车、向壁虚构，决策难免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把调查和研究很好统筹起来，调查研究才能成为治理者获得真知灼见的源头活水，调查研究的过程才能成为领导干部提高认识能力、判断能力和工作能力的过程。

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是转变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提高履职本领、强化责任担当的有效途径。怎样搞好调查研究？这就涉及调查研究的态度和方法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按照党中央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扑下身子、沉到一线，深入农村、社区、企业、医院、学校、‘两新’组织等基层单位，把脉问诊、解剖麻雀，进行问题梳理、难题排查，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扑下身子、沉到一线，就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真正深入基层接地气、贴近群众解难题。 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用大量时间深入工人、农民、红军战士中进行调查，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反对本本主义》等光辉著作。回顾我们党的历史，调查研究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的开启，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党的十八大以来，正是在坚持问题导向、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当前，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各种风险挑战、困难问题比以往更加严峻复杂，迫切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和路径。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是应对新时代新征程前进路上的风浪考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举措。扑下身子、沉到一线，要求领导干部在调查研究中要“身入”更要“心至”，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要起而行之，到一线去、到困难多的地方去、到群众需要的地方去，真正了解并认真解决发展所需、改革所急、基层所盼、民心所向的问题，从人民群众生动丰富的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扑下身子、沉到一线，要坚持问题导向，以“问题导向”引领“调研方向”，带着问题来，奔着问题去。通过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找准问题，为解决问题寻找对策。要老老实实聚焦问题，特别是到情况复杂、矛盾突出的基层了解问题。发现问题、了解问题后，还要认真分析问题，下一番功夫捋清楚前因后果、现象本质，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推动问题一项项解决，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劲、解决不彻底不放手。 扑下身子、沉到一线，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领导干部要放下架子、沉下心来，甘当人民群众小学生，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关注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问题，把群众的意见反映上来，把群众创造的经验总结出来。在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获得正确认识，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切实把调研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的实际举措，转化为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陕西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陕西要用好自身历史文化资源和红色文化资源，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在延安时期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大力弘扬延安精神，从中汲取奋发进取的智慧和力量，对于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主题教育的重要要求和在陕西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上见实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当之无愧的领导核心的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的时期。延安整风运动通过系统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达到了空前一致团结，为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大制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党员干部要始终坚定正确政治方向，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断提高政治能力、思维能力、实践能力，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人类社会进步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中间环节是认识问题。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正确认识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1945年，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将实事求是写入党章，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路线方针。正是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可以说，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推进党的事业发展的重要法宝。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当前，世情国情党情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自觉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党的科学理论中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把看家本领、兴党本领、强国本领学到手。要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要不断锤炼理论联系实际、求真务实的思想品格和作风，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积极识变应变求变，主动防范化解风险，不断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延安时期，党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写入党章，强调共产党“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要求党的干部“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新时代新征程，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和各种不确定难预料的风险挑战，我们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人民”一词出现170多次。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以始终造福人民的坚定性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机活力。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自觉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提升服务群众本领，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批评和监督，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成效检验主题教育成果。 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品质，是立党立国的根基，也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的根基。延安时期，面对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重重包围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边区政府财政和边区军民生活面临严重困难。延安军民积极响应毛泽东同志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有力支持了抗日前线。一路走来，党带领人民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我们将来物质生活多么丰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定不能丢，脚踏实地、苦干实干，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广大党员干部要大力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坚决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我们要用好陕西自身历史文化资源和红色文化资源，大力弘扬延安精神，不断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历史脉络和情感源头的认识理解，增进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掌握好、运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以更加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不断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深入扎实推进主题教育，真正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上见实效，推动高质量项目推进年、营商环境突破年、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三个年”活动见行见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 （作者单位：西安理工大学）

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做了大量调查工作并亲自撰写调查报告，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等著名论断。1961年，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加强调查研究。于是，1961年成为党史上有名的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 提出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年虽然明确提出于1961年，但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认识到党内存在一些问题，干部在作风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提出了恢复调查研究传统的意见。   1956年8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这几年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主观主义的毛病到处都有。不仅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主观主义永远都会有，有主观主义，总要犯错误。9月，他在同参加中共八大的拉丁美洲一些党代表谈话时强调，党的总书记，党的领导机关包括全国性的、省的和县的负责同志，都要亲自调查一两个农村，解剖一两个“麻雀”。  1959年至1961年，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撕毁合同，党和人民面临严重经济困难。对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 1960年12月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作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为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作准备。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毛泽东听了五次汇报会，逐步形成了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想法。1961年1月13日，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大声疾呼：“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这篇讲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讲调查研究问题。 1月18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再次就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提出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带头组织和指导   鉴于这一时期农村的经济困难最突出，毛泽东提出，此次大规模调查研究主要是摸清农村的实际情况以及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到底好不好等问题。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闭幕后，毛泽东即给秘书田家英写信：已告陈（伯达）、胡（乔木），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每组组员6人，连组长共7人。在今、明、后三天组成。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然后三组去广东与我会合，向我报告。 1961年1月25日晚，毛泽东乘火车离开北京，经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南昌、长沙，于2月13日到达广州。他一路考察，分别与当地省、市委负责人谈话，着重了解农村存在的主要问题，督促省、市各级干部要到基层调查，克服官僚主义、盲目性、片面性。如在南京对江苏省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水是浑的，有鱼无鱼不知道，就是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把浮夸、官僚主义、不摸底这些东西彻底克服掉……不根据调查研究来定出方针政策不可靠，很危险。上级的局限性，是不易了解下情，比较空。下级的局限性，是比较片面，不了解全局。领导不可能样样清楚，要抓典型，弄清楚个把县、公社、生产队。 2月初，毛泽东到杭州听取了田家英小组“蹲点”汇报，对迫切需要解决的农村问题提出重要意见。2月下旬，他在广州召集三个调查组，会同地方负责人，着手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三个调查组向毛泽东提供了许多具体、生动、有重要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成为调整农村政策的重要依据。 3月10日至13日召开南三区会议期间，毛泽东再次讲调查研究问题。他批示转发了《调查工作》这篇文章，并将文章的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他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 3月15日至23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5月，毛泽东针对《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提出的调研过程中出现的“一般干部挂帅的多，领导干部挂帅的少；漫无边际的多，充分准备的少；浮在上面的多，深入下层的少；昂首望天的多，当小学生的少；晃晃悠悠的多，参加劳动的少”等问题，将文章标题改为《调查成灾的一例》，批示指出：“派调查组下去，无论城乡，无论人多人少，都应先有训练，讲明政策、态度和方法，不使调查达不到目的，引起基层同志反感，使调查这样一件好事，反而成了灾难。” 调研工作出成果   《关于调查工作》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讲述了做好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如何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技巧，成为1961年大调研的重要指导性文件。在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指引下，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无一例外地选择了蹲点调查，集中一段时间，到基层单位去解剖“麻雀”。 1961年4月至5月，刘少奇在家乡湖南省宁乡县和长沙县进行了为期44天的调查研究。期间，除听汇报、请干部群众开座谈会外，他采取革命战争年代的办法，直接在老乡家里铺禾草、睡门板，挨家挨户摸情况。调研结束后，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的讲话，促进了中央对农村政策的调整。 周恩来到河北邯郸等地调查，武安县伯延公社社员张二廷直言不讳地反映了食堂和干部作风等问题。周恩来亲自到张二廷家，坐在门槛上同他交谈，进一步了解实情。随后，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提出存在的主要问题，引起中央高度重视。 邓小平在北京顺义调查近月余，对京郊农村情况有了全面真实的了解。调查期间，邓小平轻车简从，粗茶淡饭，平时住在火车客车车厢里。邓小平在顺义芦正卷村调研时发现，当地沙地多，全村喝水仅靠一口井。在随后召开的县委汇报会上，他提出由县政府和公社拿出一部分钱帮助打两眼机井，修水渠，解决群众喝水问题。事后，县委将邓小平的意见加以实施，迅速解决了该村的难题。 1961年6月下旬到7月上旬，陈云在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进行了15天的调查研究。期间，他谢绝县里的生活安排，吃住在农家。每次召开座谈会，他总是先耐心地解释：“你们随便讲，不要怕，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白的是白的，黑的是黑的，不要黑白不分。”大家打消顾虑，纷纷向他反映真实情况。

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持认识与实践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相统一的一贯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按照党中央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以深化调查研究推动解决发展难题”。 调查研究是获得真知灼见的源头活水。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广泛深入、艰巨浩繁的调查研究的光辉结晶。他们所进行的调查研究实践和理论探索，对于我们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充分认识调查研究的意义 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看来，实践既是调查研究的一种方式，也是获得科学认识的必要途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马克思所说的“客观的真理性”“现实性和力量”及“此岸性”都指向一个意思，即人们的思想、观念、理论、决策、规划和谋略等是否正确，归根结底要看是否符合实际。而要判断是否符合实际，就必须贴近实际、调查研究。马克思把深入社会底层实际调查研究作为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关键。他说：“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个社会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钥匙，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为‘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而在恩格斯看来，对于某种理论观点，无论赞成与否，都必须通过调查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结论。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调查了解工人阶级的境况是为了给社会主义理论，同时给那些认为社会主义理论有权存在的见解提供坚实的基础，为了肃清赞成或反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切空想和臆造”。正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高度重视实践和调查研究，所以才能始终自觉地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在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 亲身深入实际，了解和掌握第一手调查资料 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创作中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得来的第一手资料。早在为《莱茵报》工作时，年仅二十四岁的马克思就开展过卓有成效的调查研究。为了反驳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对《莱茵报》两篇文章的无理指责，马克思通过新闻采访的方式进行调查研究。他深入细致地了解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真实的生活状况，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摩泽尔河沿岸地区资产阶级政府背离人民的“官僚本质”。这篇题为《摩泽尔记者的辩护》的文章被认为是马克思关于调查研究的开篇之作。马克思走上革命道路之后，始终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他经常深入工人运动，亲自了解实际情况。马克思先后同法国工人组织及德国流亡者的工人组织建立直接的联系，并经常参加他们的集会和讨论；他和恩格斯创立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通过参与领导委员会工作了解德国、比利时、法国、英国等国家工人运动的实际状况；他亲身参加了1848年至1849年的群众革命斗争；他经常在自己的书房接待各国工人运动的代表人物，了解各国的最新情况。1880年4月，马克思曾为法国《社会主义评论》杂志起草一份《工人调查表》。他将调查设计成四个部分、近百个调查问题，每个问题都表述得通俗具体，使工人一看一听就明白，把所有这些问题综合起来就可以详尽了解工人阶级各方面的状况。这份调查表堪称社会调查研究问卷的范本。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也是不断深入调查研究的过程。他到过许多工厂和农村进行实地考察，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了解，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恩格斯也高度重视调查研究。他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工人交往。恩格斯怀着对工人诚挚的感情到工厂开展调查研究，深入了解工人真实的生活状况。他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了伍珀河谷地区资产阶级的“无耻和丑恶”，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在思想和精神上对工人的欺骗和麻醉，揭露了资本家“工厂主天生高贵和富有、工人天生低贱和贫穷”的谬论，并把宗教迷信与资本主义制度结合起来进行批判，以唤醒工人阶级革命的觉悟。恩格斯最著名的调查研究著作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为了真实反映英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恩格斯在居留英国期间，全身心投入调查研究，广泛地到访工厂、矿山，与工人、医生、教师做朋友，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他用二十一个月的时间，通过亲身观察和交往来直接了解英国的无产阶级，了解他们的愿望、痛苦和欢乐，终于完成一本拥有详尽可靠证据、全面反映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作品，使这本书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著作之一。 充分进行文献调研，全面掌握可以采信的权威资料 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完成科学著作，在亲自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前人已有的文献资料和统计数据进行全面的搜集、整理、调查研究。例如，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为了写好二十多页研究英国劳工法的文字，翻遍图书馆里载有英国与苏格兰调查委员会和工厂视察员报告的所有蓝皮书，而且对每一本蓝皮书，他都从头到尾地研读完。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惊讶地在马克思的稿纸中发现：仅仅那些关于俄国的统计数据资料就超过两立方米！马克思完成《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等名著也都得益于对大量历史文献资料的调查研究，这对弥补亲身体验的局限性非常必要。 马克思研究问题，总是要尽可能多地查阅与所研究问题有关的书籍，尽最大可能掌握前人及同时代人已经搜集的材料和研究的成果。这些资料和研究成果主要有四类。一是拥有丰富实际材料的著作。例如，《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是弗列罗夫斯基花了十五年时间写成的。为了读这本书，五十多岁的马克思开始自学俄文。二是有科学意义或创新见解的著作。例如，马克思一发现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的价值，就迫不及待地阅读并作了详细摘录。三是关于专题思想或理论发展史的著作。马克思为了完成《资本论》，研读了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几乎所有关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籍，其阅读研究图书资料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实为罕见。四是有关各国和各民族历史的著作。为了研究清楚当前的各种事件和现象的本质，马克思总是着眼于历史，力求搞清楚这些事件和现象的来龙去脉。例如，1851年12月2日法国波拿巴政变发生后，马克思发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深刻剖析了法国二月革命的性质、特征和失败的根源，揭露了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和虚伪性，考察了农民阶级的两重性，论证了无产阶级必须与农民结成联盟并领导联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马克思仅用三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样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就是因为他深知法国的历史和现状，掌握了极其丰富的文献资料。 不断收集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得出新结论 马克思恩格斯开展调查研究从来不会满足于已经掌握的材料和已经达到的认识，总是立足新的实践、新的调查研究审视以往的结论，并作出与时俱进的修改。例如，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尽管已有了部分初稿，但当他到伦敦后发现许多新材料时，便决定用批判的精神来研究新的材料。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这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就是不断深化调查研究的过程。毛泽东同志的这段精辟论述也是马克思撰写和出版《资本论》过程的生动写照。 （作者系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

1930年10月，罗坊会议期间，毛泽东抓住会议间隙，在彭家村的木匠店内与来参军的8位兴国籍农民座谈调查，史称“兴国调查”。 参加座谈调查中的8人，有账房先生钟得五、教书先生陈北平、风水先生陈侦山、屠工傅济庭、泥瓦工雷汉香、爆竹工黄大春、小商人李昌英和雇农温奉章。其中参加了红军的6人里有4人成了烈士，另外2人返乡，只有温奉章看到了新中国的成立。 兴国调查的“人在他乡” 1930年6月，中共中央在李立三的主持下，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城市起义和集中所有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要求“打下南昌、夺取长沙”“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虽然9月份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已经开始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但由于机要交通不便和战争环境影响，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未能及时传达到江西的革命根据地，有些同志仍然坚持红一方面军攻打九江、南昌等中心城市。 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没有机械盲目地采取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而是在行军途中提议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在新余罗坊的陈家闹召开联席会议，史称“罗坊会议”。 会议从1930年10月25日开始到10月30日结束，最终确定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决定不再进攻九江、南昌等中心城市，在未获悉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情况下，红一方面军果断纠正了李立三进攻中心城市的“左”倾错误。 罗坊是新余市东面大镇，樟树、新干、峡江以及罗坊周边的老百姓和商贾常来赶集，又称“当闹”，西面和南面有袁河作为屏障、东面有赣江天险，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塞。罗坊会议期间，红军部队正在这里进行休整。 为充分了解农民生产生活现状，掌握《兴国土地法》实施效果，进一步明确革命依靠谁、为了谁等问题，毛泽东挤出时间，选了来自兴国县永丰区红军预备队的8人，在罗坊作了一个深入调查。 1931年1月，利用第一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间隙，毛泽东在宁都小布将调查资料总结成7章41节4万余字的调查报告——《八个家庭的观察》，即《兴国调查》。 兴国调查的问题意识 兴国调查是在寻乌调查之后。毛泽东作寻乌调查，重点是了解富农、地主的问题和城市商业问题，对贫农的情况掌握还不是很充分。因此，兴国调查重点要了解的是贫农和雇农问题。 通过调查，毛泽东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农村的了解，明白了各阶级各阶层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得出正确的阶级估量，明确了中国革命依靠、团结、孤立、打击的对象，印证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主张和科学论断。 后来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中说道：“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 《兴国调查》虽然详尽深刻，但由于敌人进攻罗坊，调查也有遗憾，即没有调查儿童和妇女状况，没有调查交易状况和物价比较，没有调查土地分配后农业生产的状况，也没有调查文化状况。 兴国调查检验了土地政策的落实效果。1929年4月，毛泽东曾亲自帮助兴国县土地革命委员会制定颁布了《兴国土地法》。他一直都把兴国的土地革命运动当作样板和试验田，不断总结完善土地分配方法。 那么，为什么选择兴国县永丰区进行调查？毛泽东认为，兴国县永丰区位于兴国、赣县、万安三县交界，明白了这一区，赣、万二县也就相差不远，整个赣南土地斗争的情况也都相差不远。由此可知，兴国是赣南土地斗争情况的一个缩影，解剖了兴国这只麻雀，赣南情况便可基本掌握。 来自永丰区的8位调查对象，并不是普通的农民，他们加入红军前，在区、乡苏维埃政府中都担任了一定的职务，更是兴国县乡村土地革命的领头人，对分田分地的情况非常熟悉。 毛泽东重点调查了各家土地分配情况、耕种情况，以及有了土地后的革命积极性等问题，通过调查得知，《土地法》实施后，农民都分到了田地，地主的租金、高利贷，以及一些不合理的杂税都没有了，农民积极参与到分田分地中去，更多的农民开始积极参军当红军。 1941年9月，毛泽东在延安提到，我在兴国调查中得出的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 毛泽东在《兴国调查》前言中写道：“这次调查一般说来仍不是很深入的，但较之我历次调查要深入些。” 通过兴国调查，毛泽东摸清了农村的实情，进一步弄清了革命依靠谁、为了谁的大问题，为粉碎国民党的“围剿”做了战略准备。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也检验了调查研究的成果。在《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诗词中，毛泽东满怀豪情写道：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兴国调查的调查智慧 毛泽东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但调查并不容易，需要科学的方式方法，特别是要让老百姓打开话匣子、讲出真心话不是件容易的事。兴国调查就体现了毛泽东的调查智慧。 当时，兴国县永丰区有700多位农民参加红军预备队，他们从兴国步行13天到达新余罗坊。一天早操时，工作人员选了傅济庭、温奉章等8位队员，告诉他们：毛委员要请他们开会。调查会上，毛泽东既当主持人，又当记录员，还当服务员，不停地给大家倒茶、递烟。 毛泽东回忆说：“开始时他们很疑惧，不知我究竟要把他们怎么样，所以，第一天只是谈点家务劳动事，他们的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 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这样，使他们开始了解我的真意，慢慢有点笑容，说的也较多。到后来，我们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 参与调查的相关当事人后来也对调查情况作了回忆。毛泽东亲自给他们倒茶水。他亲切地注视每一个人，发现其中有一个人穿着一双花鞋，有点不好意思，就问：“你这鞋是从哪里来的？”这人叫温奉章，他腼腆地说：“是在吉安打土豪时捡来的。”“嗬！当上新郎官啦！”毛泽东幽默地说了一句，逗得大家哄堂大笑。会上的气氛，立刻活跃起来。 毛泽东示意通信员：“去后勤处看看，给每人领一双新布鞋。”毛泽东待这8位有如“请来的老师又像朋友”，从轻松简单、贴近生活的话题入手，以随和谦逊的态度和通俗易懂的土话，逐渐消除了与会农民的局促感和恐惧心。 8人畅所欲言，“竹筒倒豆”，讲了无数真话、实话和闹心话。毛泽东回忆说：“我们的调查会是活泼有趣的，每天开两次甚至三次，有时开至很夜深，他们也并不觉得疲倦。” 充分准备，多问、细听、详记、深思。毛泽东事先拟定了详细的调查纲目。据当事人回忆：毛泽东很仔细地问过了各阶级的人数，其中有多少贫农、雇农、中农；有多少地主、富农、土豪劣绅，土豪劣绅中，杀了的有多少，走了的有多少，各个阶级占有多少土地和财产，地主、富农有哪些剥削形式，土地革命中，雇农、贫农、中农得到了哪些利益，连游手好闲、算命打卦，拐脚瞎眼的人数也都作了统计。 毛泽东把所谈的情况，都一一亲自作了记录，有不清楚的地方，停下笔来，仔细地询问，直到弄清楚为止。最后，毛泽东将调查的情况又反复地讲给大家听，看看有没有不符合的地方。等大家都没有意见了，才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