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年虽然明确提出于1961年，但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认识到党内存在一些问题，干部在作风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提出了恢复调查研究传统的意见。  

1956年8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这几年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主观主义的毛病到处都有。不仅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主观主义永远都会有，有主观主义，总要犯错误。9月，他在同参加中共八大的拉丁美洲一些党代表谈话时强调，党的总书记，党的领导机关包括全国性的、省的和县的负责同志，都要亲自调查一两个农村，解剖一两个“麻雀”。 

1959年至1961年，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撕毁合同，党和人民面临严重经济困难。对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

1960年12月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作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为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作准备。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毛泽东听了五次汇报会，逐步形成了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想法。1961年1月13日，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大声疾呼：“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这篇讲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讲调查研究问题。

1月18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再次就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提出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鉴于这一时期农村的经济困难最突出，毛泽东提出，此次大规模调查研究主要是摸清农村的实际情况以及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到底好不好等问题。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闭幕后，毛泽东即给秘书田家英写信：已告陈（伯达）、胡（乔木），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每组组员6人，连组长共7人。在今、明、后三天组成。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然后三组去广东与我会合，向我报告。

1961年1月25日晚，毛泽东乘火车离开北京，经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南昌、长沙，于2月13日到达广州。他一路考察，分别与当地省、市委负责人谈话，着重了解农村存在的主要问题，督促省、市各级干部要到基层调查，克服官僚主义、盲目性、片面性。如在南京对江苏省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水是浑的，有鱼无鱼不知道，就是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把浮夸、官僚主义、不摸底这些东西彻底克服掉……不根据调查研究来定出方针政策不可靠，很危险。上级的局限性，是不易了解下情，比较空。下级的局限性，是比较片面，不了解全局。领导不可能样样清楚，要抓典型，弄清楚个把县、公社、生产队。

2月初，毛泽东到杭州听取了田家英小组“蹲点”汇报，对迫切需要解决的农村问题提出重要意见。2月下旬，他在广州召集三个调查组，会同地方负责人，着手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三个调查组向毛泽东提供了许多具体、生动、有重要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成为调整农村政策的重要依据。

3月10日至13日召开南三区会议期间，毛泽东再次讲调查研究问题。他批示转发了《调查工作》这篇文章，并将文章的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他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

3月15日至23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5月，毛泽东针对《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提出的调研过程中出现的“一般干部挂帅的多，领导干部挂帅的少；漫无边际的多，充分准备的少；浮在上面的多，深入下层的少；昂首望天的多，当小学生的少；晃晃悠悠的多，参加劳动的少”等问题，将文章标题改为《调查成灾的一例》，批示指出：“派调查组下去，无论城乡，无论人多人少，都应先有训练，讲明政策、态度和方法，不使调查达不到目的，引起基层同志反感，使调查这样一件好事，反而成了灾难。”

《关于调查工作》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讲述了做好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如何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技巧，成为1961年大调研的重要指导性文件。在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指引下，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无一例外地选择了蹲点调查，集中一段时间，到基层单位去解剖“麻雀”。

1961年4月至5月，刘少奇在家乡湖南省宁乡县和长沙县进行了为期44天的调查研究。期间，除听汇报、请干部群众开座谈会外，他采取革命战争年代的办法，直接在老乡家里铺禾草、睡门板，挨家挨户摸情况。调研结束后，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的讲话，促进了中央对农村政策的调整。

周恩来到河北邯郸等地调查，武安县伯延公社社员张二廷直言不讳地反映了食堂和干部作风等问题。周恩来亲自到张二廷家，坐在门槛上同他交谈，进一步了解实情。随后，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提出存在的主要问题，引起中央高度重视。

邓小平在北京顺义调查近月余，对京郊农村情况有了全面真实的了解。调查期间，邓小平轻车简从，粗茶淡饭，平时住在火车客车车厢里。邓小平在顺义芦正卷村调研时发现，当地沙地多，全村喝水仅靠一口井。在随后召开的县委汇报会上，他提出由县政府和公社拿出一部分钱帮助打两眼机井，修水渠，解决群众喝水问题。事后，县委将邓小平的意见加以实施，迅速解决了该村的难题。

1961年6月下旬到7月上旬，陈云在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进行了15天的调查研究。期间，他谢绝县里的生活安排，吃住在农家。每次召开座谈会，他总是先耐心地解释：“你们随便讲，不要怕，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白的是白的，黑的是黑的，不要黑白不分。”大家打消顾虑，纷纷向他反映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