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眼中，中国是什么样的？   “我想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 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 这是方志敏牺牲前 在狱中用敌人劝降的纸笔所写的 他说自己没有机会为国尽力了 但他坚信 “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今天是方志敏诞辰124周年纪念日 缅怀，致敬！   被捕时 他身上只有一块怀表和一支笔 方志敏 192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11月初 时任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 奉命率红军北上抗日 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 为掩护中央红军转移，方志敏带领部队 同数倍于己的敌人苦战七昼夜后 1935年1月不幸被捕 △方志敏军装照，摄于被捕当日。 当时 最先发现方志敏的两个国民党士兵 本以为会发大财 谁知，他们搜遍方志敏全身 只有一块怀表和一支笔 连一个铜板也没有搜到     △方志敏使用过的怀表和笔 用敌人劝降的纸笔 他写下十几万字革命宣言 在狱中半年多的时间里 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 方志敏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 方志敏用劝降的纸笔 写下了《清贫》《可爱的中国》等 十几万字的文稿和信件 △《可爱的中国》手稿 囚房变书房 方志敏感染了狱中的看守人员 这些文稿包括三篇写给党组织的密信 经由狱中人士辗转传出后留存至今 当年的看守所代理所长 也因敬慕方志敏为人 将其原本10斤的铁镣减至3斤多 两人近在咫尺 他与妻子却拒不相见   方志敏入狱后没过多久 他怀有身孕的妻子缪敏也落入敌手 被囚禁于与丈夫关押地 只有一墙之隔的南昌女子监狱 敌人趁机向方志敏提出 可以安排他和妻子见一面 但相见的条件是要公开投降 方志敏断然拒绝 同时，缪敏也面临着同样的选择 她给出了和丈夫一样的回答： 为了革命，不见 △方志敏牺牲多年后，缪敏请人制作的“合照”。 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没过多久 又谋划了一场“团圆会” 甚至请来了报纸 准备宣称他们已背叛了革命 缪敏和刚刚出生的孩子被押至现场 但直到最后一刻 方志敏都没有出现 牺牲22年后 他的遗骸终于被人们找到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英勇就义 临刑前，他留下遗言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 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 乃是宇宙的真理！” 方志敏牺牲后 他被埋葬何处一直无人知晓 直到1957年 江西化纤厂在南昌下沙窝破土动工 工人们挖掘时 突然发现了带有铁镣的白骨 经过当年的看守所代理所长辨认 这正是方志敏佩戴的那副 时隔22年 方志敏的遗骸终于被找到 用热血和生命铸就永恒丰碑 向方志敏烈士致敬！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所蕴含的一个重要规律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做好“两个结合”需要始终坚守两个“脉”，即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同时，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牢牢守住马克思主义之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使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深深扎根于中华历史文化土壤和群众基础之中，并充满生命活力和思想伟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以此为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要立足实践、回应时代问题，推进学理化、体系化研究，总结人民群众智慧。这也为坚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魂脉”和“根脉”指明了方向。 坚守“魂脉”和“根脉”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中，马克思主义是“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脉”。魂脉，即思想文化的灵魂、核心和命脉；根脉，即思想文化的根本、源泉和血脉。“魂”与“根”都是能够体现出在思想文化或理论观念中具有重要性的比喻，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理论创新中的重要性。在理论创新中，我们既不能丢了科学理论的“老祖宗”，也不能丢了民族文化的“老祖宗”。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之本。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中居于指导地位，这是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根本制度。马克思主义是理论创新的魂脉，意味着它是理论思想体系的核心思想，对整个理论思想起统摄、引领、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创新性等特征，占据了真理与道义的制高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思想命脉和精神家园。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是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了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重要理念，并体现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它们所包含的积极的社会理想和向上向善的价值追求，同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历史和现实表明，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只有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马克思主义才能回答好中国之问、人民之问，才能在中国大地深深扎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不能丢魂失根。离开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指导和理论基础，离开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文化根基，理论创新就会迷失方向，犯颠覆性的错误。 守好马克思主义“魂脉”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实现“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灵魂。在“第二个结合”中，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成就。一方面，要使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成为中国的；另一方面，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这两个方面深度融合为新的文化生命体。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我们要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等基本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强调了理论运用的“历史性”“条件性”。马克思主义“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列宁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尤其需要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则，而这些原理的运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马克思主义必须本土化，与各国具体实际和历史文化相结合，才能发挥其对特定国家的科学的指导作用。 坚持马克思主义是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创新必须讲新话，但不能丢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了魂脉和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的颠覆性错误。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之本不动摇，坚持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停步，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这一重要论述从两个方面说明了在理论创新中如何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置于首要地位。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不停步。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在一百多年的奋斗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发展之所以成功的思想秘诀。新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要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特别是坚持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做到坚持人民至上、自信自立、问题导向、守正创新、系统观念、胸怀天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命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规律性的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毛泽东同志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毛泽东同志关于“实事求是”的理论以及《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中的若干重要论述都吸收了中国古代的哲学智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小康社会”等思想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提高到新的高度，并且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境界。 二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第二个结合”。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文明观、民族观、阶级观、辩证法等，全面地、历史地看待传统文化，区分精华和糟粕；深入挖掘古代先贤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思辨智慧，弘扬诚意正心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吸收古人治国理政、德法并举的有益训示。另一方面，要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活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不仅反映了它所产生年代的最高科学成就，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与时俱进地反映和吸收了现当代的世界文明成果，从而具有当代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了丰富的、在当下仍具重要性的元素。由于历史尘埃的遮蔽和历史传统的制约，一些传统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与现代社会发展要求之间存在一定的罅隙或断裂，这就需要当代人文精神和科学思想的激活、开发和弘扬。因此，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不能简单延续照搬。 守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的文化选择。赓续中华文明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文化前提。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对世界上各种文明或文化的发展进行过规律性总结，认为每一种文明都是在“挑战”与“应对”的模式中生存和演进的。近代以来中华文明或文化的发展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面对西方文明或文化带来的种种挑战，中国新文化运动引进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先驱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是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文明进步的表现；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既是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糟粕进行批判的过程，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弘扬的过程。中国在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这是一种自觉的文化“应对”。 西方有识之士曾对中西方文化进行过较为客观的比较，并提出过颇具启发性的观点。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西文化比较》一文中认为，“今日之中国，我们西方的文化同中国本土文化之间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历史上，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曾被证明是人类进步的里程碑……在多数情况下，做学生的往往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就中国而论，如果我们把中国视为学生，那他很可能会超过先生；事实上，我们能向他们学习的东西很可能和他们能向我们学习的东西一样多，但是我们向他们学习的可能性却小得多”。虽然罗素关于“学生”与“先生”的定位或比喻不一定恰当，但这段话可能也说明了文化交流具有的某种规律性。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发展与中外文化交流中，存在着鼓吹“西方文明中心论”“西方文化优越论”等错误论调，存在着否定中华文明历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文明观、文化观，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因素，把握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的突出特性，是我们反对错误论调和错误思潮、坚守中华文化“根脉”的重要内在依据。 坚守“根脉”，必须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是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这些重要因素构成或决定了中华文明具有的突出特性。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分析和高度概括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决定了它绵延五千多年而从未间断，并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决定了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中国人具有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国家统一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这些突出特性构成了我们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 坚守“根脉”，必须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主张万物相互联系，强调整个世界的有机关联，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和万邦的天下观主张亲仁善邻、天下一家、世界大同，倡导化干戈为玉帛，和谐相处、开放包容，文明交流互鉴；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主张“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倡导求同存异，承认和尊重差异，追求平等和睦、共生共荣；人心和善的道德观重视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崇德向善，追求心灵祥和安宁以及“仁者爱人”“推己及人”的道德境界。 坚守“根脉”，必须深刻领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性。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人类解放、社会全面进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其价值观或价值追求蕴含了人民性、人民立场，主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把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的幸福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虽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的背景、土壤和理论基础不一样，但是在价值追求上存在着一致性或共同性。这是二者相契合的基本与重要原因。 守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持续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根本要求。 理论创新助推“第二个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就是理论不断创新的过程。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相结合的过程中，应遵循以下原则来推动理论创新。 一是要回答时代新课题。坚守“魂脉”和“根脉”都要顺应时代要求，以时代实践为基础，回答时代重大课题。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理论创新不是坐在象牙塔内空想，绝不能脱离所在时代的实践，而是必须反映时代的声音，必须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当今时代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这“两个大局”加速演进并深度互动的时代，国内社会发展各个领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重大课题，整个人类社会也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共同问题。要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把握世界历史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清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和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沿革和实践要求，深化对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规律性认识，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规律性认识，全面系统地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科学理念、有效对策，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更为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二是要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这是推进 “第二个结合”理论成果体系化、学理化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要深化对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深入研究“第二个结合”的内在机理，探索二者深度契合的精神原则，寻求二者结合的有效途径，概括总结二者结合的理论成果。要领会贯通马克思主义的学理性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本质特征、历史依据、逻辑支撑、科学论证等，同时挖掘、提炼和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在此基础上，要研究二者相互结合、相互成就之后形成的文化有机体的内涵、特征和体系，并对建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要素、结构和功能等进行学理性的分析和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丰富拓展并不断体系化、学理化的过程。我们要不断进行理论研究阐释，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理解和把握。 三是要注重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活动中汲取理论创新智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特征是人民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源自人民的智慧、人民的探索、人民的创造。推进“第二个结合”、实现理论创新的基本路径是坚持尊重人民实践，坚持人民价值立场，坚持走群众路线。人民群众是文化发展的主体，人民群众的文化精神生产活动及其成果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也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决定意义的推动力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结合的成果，不仅应体现在学理化、体系化的理论中，还应体现在人民日用而不觉的日常文化生活中，使党的创新理论真正成为“接地气、聚民智、顺民意、得民心”的理论。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贵州省中国共产党人“心学”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高端智库首席专家）

中央苏区时期的邓小平。杨芳英 供图 邓小平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强调要把调查研究作为永远的、根本的工作方法。从1931年8月至1934年10月，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战斗生活了3年多。在此期间，邓小平始终把调查研究作为推进工作的根本方法，他甘冒风险的革命胆略、关心群众的人民情怀、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给中央苏区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 敢钻“矛盾窝”，纠正肃反问题 1931年7月中旬，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安排，前往中央苏区工作。越过汀瑞边界，行至瑞金时，邓小平心中犯起了嘀咕：这里的百姓之间几乎不交谈，也听不到歌声，彼此很戒备，街上甚至看不到一个站岗放哨的赤卫队员。 邓小平还不知道，此时，瑞金正处在肃反扩大化的恐慌之中。到达瑞金后，邓小平很快联系上了设在瑞金的中共赣东特委。为迅速扭转局面，中共赣东特委一致推举邓小平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并先以特委派往瑞金协助工作的名义进行活动。危难之时，邓小平毅然挑起这一重担。他心中明白，此时去钻“矛盾窝”，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风险定然很大。但为了党的事业，他甘愿去冒这个风险。 邓小平不动声色地深入农村了解情况。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邓小平查清了事件的真相。原来，在“左”倾错误影响下，担任县委书记的李添富把闽西的肃“社会民主党”之风带到了瑞金。凡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党员干部或执行他那套“左”的做法不力的人，大部分被指为“社会民主党”分子而被杀害。李添富的所作所为，给瑞金的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 邓小平决定立即制止这一恶性事态的扩展，发动群众揭穿李添富的假面具，并对他进行严肃处理。邓小平召开全县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和县区乡三级主要干部会议，指出肃反扩大化的偏差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会后，邓小平继续深入各区乡调查了解情况。在瑞金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公布了自己的身份，他代表中共赣东特委宣布拘捕李添富，撤销他的县委书记、肃反委员会主任职务。会上，邓小平宣布：第一，立即停止杀人。第二，被怀疑分子一律不抓。第三，已被关押在狱的，凡是贫农、中农，一律先放掉；凡是地主、富农的，可以罚钱取保释放。这一宣布，制止了“左”倾错误进一步蔓延，人心大快，人们额手称庆。 聚焦“命根子”，解决土地问题 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邓小平为稳定全县局势，发动群众参加苏维埃革命和建设，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以求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对于毛泽东制定的土地政策，邓小平认为完全正确，符合中国实际。他主政瑞金时，尽管“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土地政策已经在苏区传达，但他并没有机械贯彻，而是宣布必须维护原先的分田成果。据朱开铨回忆，邓小平任瑞金县委书记期间，经常深入乡村，了解群众生活。他常穿着一套粗布灰色中山装，足蹬一双布鞋或草鞋，普普通通，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他住过祠堂、庙宇，大多数时间住在群众家里。他喜欢和群众在一起，哪里有问题就搬到哪里去办公。 邓小平到叶坪乡黄埠头村调查，得知贫农黄木生家6口人。但在分田时只分得三亩五分黄土岗田，土质瘦又无水源，辛苦劳作，到头来收成甚微，生活十分困难。经调查了解，原来，该村的地痞富农占着好田不松手，占多报少，干部光顾自己分好田，对群众意愿不理不睬，群众意见很大。邓小平知道后，卷着行李到黄埠头村蹲点，挨家挨户访，一块田一块田看，把问题弄清了，将不称职的干部撤换了，重新组织贫农团丈量土地，将田按肥瘦、水源分为甲、乙、丙三类，然后以原耕地为基础，按人口和劳力重新分配，肥瘦分均，多少拉平，并留出了部分好田作为红军公田。这样一来，问题很快解决了。黄木生来到自己新分到的田里，抓起一把泥土激动不已，他说：“这回我才算真正翻身了。” 邓小平针对瑞金有些地方还存在假分田、地主豪绅没有受到打击的现象，持续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纠正了土地分配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农民群众真正得到实惠，满足了农民群众对土地的要求，瑞金的革命形势也越来越好。临时中央政府曾这样评价邓小平在瑞金的工作：“革命秩序相当建立。” 敢开“顶风船”，拥护正确路线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工作之际，正值“左”倾思想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之时。无论是土地分配问题还是革命战略问题，邓小平都与“左”的思想有分歧。工作中，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不切实际、不合理的政策。 邓小平调任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后，像在瑞金时一样，经常“一个人，一匹马，轻车简从去调研”，在工作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查田运动中，邓小平坚决拥护毛泽东制定的土地分配政策，反对将查田重点放在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上，而是放在清查豪绅地主隐瞒的土地上，把这些清查出来的土地重新分配给贫苦农民，并给地主、富农以活路。邓小平曾在苏联学习，却又不受教条主义的束缚，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从斗争实践中产生的正确思想路线。这种做法对于当时盛行的“左”倾思想来说，无疑是开“顶风船”。邓小平虽遭受打击亦不更改，实属弥足珍贵。 最典型的事例就是“邓毛谢古”事件。1933年3月，邓小平因在寻乌战斗中及时组织战略退却，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扣上“在敌人面前惊慌失措，准备退却逃跑”“执行纯粹防御路线”等帽子，受到严厉批判。在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中，邓小平被迫作检查，随后受到撤销职务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下放监管劳动。邓小平与罗明、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交集不多，但他们都坚持真理。他们因为在实际工作中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指责。为此，邓小平等被打成“毛派”的头子。其实，邓小平没有搞过任何派别活动，其时也没有跟随毛泽东工作过，但他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毛泽东一致。半个世纪后，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回忆说：“三十年代在江西的时候，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没有那回事，没有什么毛派。”邓小平最爱说自己是“实事求是派”。

宋阿毛的绝笔信（资料图片） 在第83集团军某旅冰雕精神展厅，静静地陈列着一页褶皱的纸片，这是长津湖战役中上海籍战士宋阿毛写的绝笔信。 1950年11月27日，志愿军第9兵团领导人决定抓住敌人兵力分散且尚未发现本兵团集结的有利时机，命令第20、第27军对长津湖地区之敌发起反击。27日黄昏，志愿军第9兵团第20、第27军同时对敌发起攻击。当时，朝鲜遭遇了百年不遇的严寒，连降大雪，雪积数尺，气温一度达到零下40多摄氏度。这种恶劣的天气，给原本长期活动在华东地区、缺乏在天寒地冻和山高雪深条件下作战经验的第9兵团官兵带来了很大困难。但是，第9兵团的指战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完成了艰巨的战略任务，通过大范围的穿插迂回包抄，将美军陆战第1师和第7步兵师截为5段，形成分割围歼的有利态势。 美军在我军包围态势下，准备撤离。为了将美军歼灭于长津湖地区，第20军第59师第177团第2营第6连奉命埋伏在死鹰岭高地，准备给美军以致命一击。 29日中午，死鹰岭山背残敌，在援敌策应下，分三路攻击死鹰岭高地。敌火力全开，一时间火网交织、弹如雨下。志愿军突击组组长宋阿毛奋不顾身，冲在最前面。他高声喊道：“我们是英雄连、大功连，我们要坚守阵地，绝不后退一步！”在宋阿毛的鼓舞下，战士们奋勇反击，守住了阵地。 30日凌晨，原计划是让第6连歼灭死鹰岭山沟的残敌，却没有听到该连队的一枪一炮，第177团派人到死鹰岭侦察。官兵到达后瞬间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只见死鹰岭上，一排排志愿军战士俯卧在滴水成冰的阵地上，手握钢枪、手榴弹，保持着战斗队形和战斗姿态，仿佛是跃然而起的“冰雕”群像。后来，战友们在宋阿毛的身上发现了一页绝笔信：“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决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的（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勇士与阵地同在，英雄与日月同辉。这些变成“冰雕”的战士，他们至死都保持着战斗姿态，展现出奋勇拼杀、不畏生死的英雄气概；他们即使变成了“冰雕”，眼神中似乎依旧喷射着同仇敌忾的怒火。 为保留连队建制，第59师重新组建第2营第6连。这封绝笔信保留了下来，成为了“冰雕连”的传家宝，成为了连队薪火相传的制胜密码和“冰雕连”传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胡乔木（1912—1992），本名胡鼎新，江苏盐城人，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党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胡乔木为我国党史学科建设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始终践行着为党和人民治学的原则。 “一件事完成了，接着又是一件”。曾长期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被邓小平誉为“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这样的赞誉与他认真好学、勤奋刻苦是分不开的。正如胡乔木在自己的诗词中所言：几番霜雪几番霖，一寸春光一寸心。 胡乔木严于律己，对文章的要求极高。他抱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对所写的每一篇文章都要仔细反复修改，“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都删去”“把每篇稿子一字一句地去推敲，删到无可再删的地步”。1951年，胡乔木因胃穿孔导致大出血，住院动手术，可在出院后不久，大病初愈的胡乔木就起草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的文稿。为了这篇重要的文稿，他废寝忘食地写作，由于当时室温较高，胡乔木还让自己的夫人在澡盆里装满凉水，在澡盆上搁一块木板，他则坐在水里趴在木板上完成文稿。邓力群高度评价胡乔木勤于治学的精神：“他从不停步，一件事完成了，接着又是一件，永无止境地做下去。在他来讲这样做是义不容辞、理所当然的。” 研究历史“必须狠下功夫”。注重夯实基础是胡乔木在治学上的重要特点。1980年4月8日，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研究历史是一件艰苦的工作，这方面的基本功，是不能排除、不能贬低、不能忽视的，必须狠下功夫。” 胡乔木强调“论”从“史”出，主张“用历史研究历史”。他认为，任何科学研究都不能满足于第二手、第三手的资料，必须掌握原始资料，在这个方面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同时，胡乔木反对堆砌材料，强调要在重视史料的基础上着力体现出理论的力量。他深刻指出，“要讲理论，不要陷到一件一件历史事件里面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说了许多历史，反而看不到历史”。 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胡乔木认为历史研究还需要做到有理有据、客观公正地分析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从而辩证分析问题，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决不能将历史简单化。1980年7月7日，胡乔木在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成员谈话时指出，“要对历史负责，把历史描述得很公正、很准确”“历史是非常复杂的，如果不在研究的时候保持客观态度，就不能正确地解释历史”。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他在治学中坚持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做党和政府的忠实的、得力的助手并不意味着做应声虫”。胡乔木是最早洞悉中共党史学科特点的党史学家之一，在党史治学上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他认为党史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治学是为着支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胡乔木指出，党史研究应实现科学性与政治性的统一。一方面，党史研究应当以科学性为基础。他提出，“如果借口有政治需要，就要求历史科学违背历史科学的真实，那样将不仅破坏历史科学，也将破坏社会主义政治”。另一方面，党史研究要强调政治性。历史学家是历史的研究者，同时也应当是历史的促进者，“做党和政府的忠实的、得力的助手并不意味着做应声虫”。1990年3月，在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胡乔木明确指出，“党史工作是研究党的历史的，但是我们工作的目的并不是面向过去，而是面向现在，面向将来”，因此，不能把党史工作看成是平静的、书斋中的事业，它是思想斗争最前线的一项战斗性的工作。他认为，“历史科学满足政治需要的正确理解应当是，历史向社会也向政治提供新的科学研究的成果，而社会和政治则利用这种成果作为自己活动的向导”。这种做法能够同时完成科学和政治赋予的双重任务，在维护科学尊严的同时，增添社会主义荣誉。 用党史“教育人民、教育青年、教育全党”。胡乔木的《七律·有思》中有这样的诗句，“铺路许输头作石，攀天甘献骨为梯。风波莫问蓬莱远，海上愚公到有期”，抒发了他读书报国、治学为民的情怀。胡乔木强调党史治学的目的是资政育人，要发挥三重作用，解决现实问题。一是发挥宣传作用。党史研究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要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同时，批判针对党史的种种错误观点。二是发挥资政作用。应充分发掘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从而用来指导实践和现实工作。三是发挥育人作用。胡乔木指出：“我们研究党史，不是为研究而研究。我们是为了对我们党的历史进行科学的、准确的论述和解释，并用它来教育人民、教育青年、教育全党。” 为了实现治学目标，胡乔木要求全面系统地对待党史研究。他在与有关地方党史工委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搞党史视野要放宽一点，要从四面八方来反映。”一是要注重写人民群众。“党史是人民构成的历史，跟人民斗争的历史分不开，我们要在人民斗争历史的背景下写党史”“在研究、著述我们党的历史时，必须时刻牢记着，党是在人民群众的斗争中，依靠和团结人民群众才取得胜利的”。二是要注重分析与党合作的进步人士。胡乔木认为，“共产党所进行的革命斗争从来不是孤立的，党的历史不仅仅是党的领导者、干部、党员斗争的历史，同时也是党的一切合作者、支持者的历史，这两者是无法分开的”。与此同时，胡乔木还努力创新党史研究方法，提倡用访谈的方法整理口述历史，提出“要对一些老同志采访，记下来。要赶快做。过些年，这些同志去世了，很多材料就很难调查了”。 胡乔木一生为党和人民治学，对党史学科及治学方法探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坚持理想、实事求是、顾全大局的治学理念，以及勤奋好学、坚韧不拔、公正客观的治学态度，已经化成精神财富，留给后学传承弘扬。

1927年的今天 29岁的青年革命者陈延年 被敌人押赴刑场 那一天 陈延年戴着手铐脚镣 满身伤痕、踏着血水 面对刽子手们的屠刀 他高呼 革命者只有站着死 决不下跪……   1 心怀救国志，投身革命     陈延年，陈独秀长子 生于1898年，安徽怀宁人 1919年，心怀救国之志的陈延年 和弟弟陈乔年赴法留学 留法期间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回国后选择为革命事业而奋斗   1924年夏，陈延年回国 被任命为中共广东区委书记 1925年6月 陈延年和邓中夏、苏兆征等人 领导了省港大罢工   1927年 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陈延年受党委派，逆行上海 在白色恐怖下 他和赵世炎等不顾危险 寻找失散的同志 恢复和重建党组织，积极开展斗争   2 只有站着死，决不下跪   1927年6月 陈延年不幸被捕 被捕后 敌人对陈延年用尽酷刑 将他折磨得体无完肤 但陈延年以钢铁般的意志 严守党的机密 宁死不屈     1927年7月4日 陈延年被敌人秘密押赴刑场 面对屠刀，他高喊 “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 只有站着死，决不下跪！” 在执刑士兵松手挥刀时 陈延年一跃而起 刽子手差点吓得摔倒 最后，他被凶手们按在地上 以乱刀残忍杀害 陈延年牺牲时，年仅29岁   3 繁华已如你所愿   在安徽合肥，有一条 以陈延年和陈乔年兄弟俩命名的 “延乔路” 向北通向“繁华大道” 每到清明等日子 延乔路的路牌便被鲜花环绕 人们自发在路牌下 摆放鲜花、卡片等寄托哀思     每一朵鲜花 每一张卡片上的留言 每一个举手敬礼 都是人们对英烈最真诚的祭奠   4 《觉醒年代》的美好“续集”   陈延年牺牲的若干年后 更多的人通过一部 名为《觉醒年代》的电视剧 认识了他 也认识了更多的革命先驱 一位网友的评论让许多人泪目 “他们最早醒来，然后最先死去……” 在那个动荡不安、家国凋敝的年代 “陈延年”们 面对着不确定的未来 抱定理想，敢于牺牲   拼版图片：左图为陈延年像，新华社照片。右图为《觉醒年代》剧照   他们没有机会见到的“未来” 是我们和平安宁的生活 是日益昌盛的中国 《觉醒年代》的“续集” 就是我们今天幸福生活的样子     赓续其精神 就是对革命先烈最好的致敬 1927年的7月4日 陈延年29岁 他站着牺牲，宁死不跪！ 致敬！缅怀！

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朱德在调查研究方面是一位楷模。2016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深情讲到，“他经常深入实际和基层调查研究。从1951年到1966年，他向党中央提交了108份反映各行各业实际情况的调研报告，其中有98份报告是他亲自主持搞的。”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年事已高，但朱德不辞劳苦，每年都用两到三个月或更多的时间到全国各地视察。仅1956年到1965年间，他在外视察调研达27次，到过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平均每年花在实地考察调研的时间有两三个月。今天介绍的这一篇调研报告就是他于1962年3月19日至4月14日在江西山区农村所作的调查研究。 “千万不要低估了山区的价值” 1962年3月，已是76岁高龄的朱德，来到江西。这一行他除了重上魂牵梦绕的井冈山，再访昔日战斗过的地方，更重要的一项任务是就农村工作开展调查研究。   江西山区较多，“六山一水二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朱德历来注重山区经济建设，认为全面开发山区对于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次调研他把重点放在了山区，先后到了云山、井冈山、大茅山和武夷山考察。 对于山区的重视，离不开朱德长期山区生活、战斗的经历和在多地实地调查了解的体察。他曾说：“我是在四川巴山下长大的，亲自体会到山区有山区的好处。我们打游击十几二十年都在山区。千万不要低估了山区的价值。” 此前，江西已经作出了“全面开发山区经济，建设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新山区”战略决策，决定在庐山、井冈山等二十多个大山区建立农、林、牧、渔综合垦殖场。经过几年的努力，江西国营综合垦殖场迅速崛起，为全国所瞩目。“江西抓了山头，全省出现了几百个‘南泥湾’，这是一条很好的经验。”朱德在调查报告开篇就肯定了江西落实山区经济开发的成果，并用垦殖场、人员的数据简要介绍了普遍情况和做法。 整个调查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垦殖场的所有制问题、食油统购的办法、发动群众种棉花、恢复健全供销社、用布匹和工业品向农民换购物品、城镇手工业的困难、药材问题、景德镇瓷器出口以及农村票子过多的问题，并提出了九点建议，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如何以现有的生产力与之适应。   一项一项具体的矛盾问题都是朱德亲自查阅资料、聆听干部群众汇报并亲临现场考察所获得的。朱德认为，“无论工业、农业，都要想方设法发展生产，这是最重要的”“只有生产的东西多了，一切矛盾才能解决”。 在调研中，针对每一个问题，朱德都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他认为垦殖场“还是作为大集体所有制来经营比较好些”，因为这是“他们凭自己的双手搞起来的这个家务”“不要急于抽调他们的利润”，因为这样“更适合于当前的生产水平和经营方式”；对于农村的食油“必须只购不销”，因为“如果政策对头，还可以或多或少地调出一些油来”；应该“允许群众以棉花向供销社换布”，因为“群众对于用棉花换布是满意的”；“供销社一经恢复，就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因为“群众对供销社十分关心”；“农民愿意国家拿出布匹、胶鞋、球鞋、自行车、手表等工业品向他们交换”；“药比柴贱，谁人还愿意去采药呢？” 从农民群众的生活和切身利益出发，是朱德调查研究的落脚点，他曾强调：“只顾国家、集体，不顾个人，就不可能有国家、集体的发展。只有把三者的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群众才有生产积极性，不要怕农民富，农民没有吃、穿，家都顾不了，哪能建成社会主义？” “不要怕农民富”，这些话在今天看来似乎很是平常，但在当年，在那样的背景下能这样提出，却需要很大的勇气，他的这些观点在当时也是很有创见性的。 只有弄清情况才能向山头进军 解放战争时期，为了打下石家庄，朱德赴晋察冀解放区，对敌情做了详细的调查，他甚至还找俘虏谈话，了解石家庄城内的敌军部署。朱德说：“每次作战，无论大小，我总事先勘察地形，精密计划每项细节。”这种良好的习惯，使他经常能打胜仗。朱德在战场上的战术原则，也成为了他后来调查研究的工作原则。 从农业、工业、手工业到外贸，朱德对现况的了解和未来的发展都力求做到胸中有数，只有明明白白地掌握情况，才有清清楚楚的计划决定。这种“惯用手法”在他的江西山区调研报告中可以窥见一二。   “现在群众的穿衣、铺盖、絮棉相当困难。国家在短时期内又不能满足这方面的供应。”朱德在与江西吉安专区的同志谈话后，提出发动群众在自留地种棉花的方案，同时指出方案实施所需解决的几个问题：1.调剂土棉种子；2.开荒种棉；3.允许以棉花向供销社换布；4.允许自纺自织；5.发动栽桑养蚕。 朱德就供销社的事业也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他在报告中列举了供销社恢复后的好处，指出“有不少基层干部对他们的重要性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因而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还不够有力。”朱德认为，供销合作社的主要任务，不单在于上缴多少利润，而主要是扶持生产。只有生产发展了，东西多了，国家和人民才能富裕起来，供销合作社要成为国家和农民之间的桥梁。 “我们看到砍倒的木头烂在半山，多少大毛竹老死，小竹子更是漫山遍野。”通过亲眼所见，朱德意识到山上原料的运输与城镇手工业加工之间的矛盾，他建议“动员城镇一部分手工业工人上山自找原料，或者就在山上加工为成品或半成品再运出来。” 每一条朴实而有力的提议，都来自朱德对真实情况的深刻认识和反复斟酌，就像他在战前查看地形、了解情况，征求指战员的意见，然后才作出战斗的安排部署。正是如此认真的态度，使他指挥的“战斗”很难失败。 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无论是在什么时期，无论是在什么年纪，朱德总是出现在第一线亲自摸情况、占有材料，思考内在联系，而后为中央提供决策意见。 长时间地聚焦一个主题深入调研 踏遍青山人未老，朱德这位“人民的勤务员”一生不停歇，从北方到南方，从西边到东边，走过黄河，到过长江……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身影。据悉，除台湾、宁夏、西藏外，其他省市他都走到了。在不断深入基层中体察民情民意，对工业、矿业、农业、商业、外贸、财政、交通等领域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了中肯意见。 结束江西之行的朱德说：“这些地方都是好地方，有山有水，气候好，不论旱或涝总会有收成，特别是山区有丰富的资源，多年积蓄在山上，等待开发，问题就是地区宽、人口少，缺乏劳动力。”调查报告的最后他建议动员一大批劳动力去江西等地安家落户，“有两三年，就可以把这块地方变成粮仓，变成棉花、油料、茶叶和桑蚕生产基地”。 朱德一生调研次数之多、范围之广、时间之长，以及撰写调研报告之多，都令人折服。调查研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要持之以恒，始终贯穿于工作的全过程，真正成为决策的必经程序。朱德搞调查研究，不但坚持的时间长，而且调查研究的主题也一直较为稳定，即大多围绕经济建设问题，以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为着眼点。这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对于手工业的关心。据不完全统计，他曾就发展手工业问题多次开展调查研究，4次亲临手工业方面的全国性会议并讲话，听取汇报，进行谈话，通信等50余次，由此形成了丰富的手工业思想。 事贵有恒，恒则必利。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必须常用多用，像朱德一样，将其变为生活中的自觉、成为一辈子的习惯。调研的成果往往就是取决于调研的状态，“走场子”“装样子”，最后落得“没方子”。着眼当下，让调查研究从要求变成习惯，从被动变成主动，是我们破解难题的办法、谋划事业的良策。

调查研究，说一千、道一万，务实有效才是关键。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明确“促进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诚如此言，衡量调查研究搞得好不好，不是看调查研究的规模有多大、时间有多长，也不是光看调研报告写得怎么样，关键要看调查研究的实效，看调研成果的运用，看能不能把问题解决好。 强调调查研究实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实事求是的特质。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调查与研究中萌发和诞生的。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不仅为中国共产党打开一道绝处逢生的光隙，更让全党坚定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如磐信念。邓小平同志也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领导者必须多干实事”。 习近平总书记向来高度重视调查研究的实效性，一直要求既要“身入”基层，更要“心到”基层，听真话、察真情，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题，不能搞作秀式调研、盆景式调研、蜻蜓点水式调研。在福州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带领广大干部拜实践为师、拜群众为师，通过万人问卷、千人调研、百人论证，几经商榷和易稿，最终形成《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为福州之后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今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陕西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再次强调了“提升实践能力，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的重要性，对党员干部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增多，国内改革发展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各种风险挑战、困难问题比以往更加严峻复杂，迫切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和路径。如果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不追求实效，仅仅走走形式，不仅可能会造成决策失误，也难以获得真知灼见，难以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环境中获得真问题、真意见，难以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获得正确认识，错失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自觉行动的机会。只有坚持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坚信基层是最好的课堂，人民群众是最好的老师，才能找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确保调查研究的实效，还要求我们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对调研中反映和发现的问题，需要逐一梳理形成问题清单、责任清单、任务清单。对短期内能够解决的，立行立改、马上就办。对一时难以解决、需要持续推进的，明确目标，紧盯不放，一抓到底，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劲、解决不彻底不放手。对已经形成举措、落实落地的，还需要及时跟踪评估，视情况调整优化，真正把调查研究成果转化为推进工作的实际成效。 确保调查研究取得实效，尤其需要多到困难多、群众意见集中、工作打不开局面的地方和单位开展调研，谨防“嫌贫爱富”式调研。为了让亿万群众摆脱贫困，新时代的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50多次调研扶贫工作，走遍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坚持看真贫，扶真贫。这带给我们深刻的启迪：广大党员干部在调查研究中要扎扎实实走好群众路线，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让调查研究务必取得实效。新时代新征程，大兴调研之风，注重调研实效，定将凝聚攻坚克难、勇毅前行的磅礴力量。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下高楼、出深院，走进工厂车间、田间地头、校园课堂、居民社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以深化调查研究推动解决发展难题。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调查研究”“改进调研方式，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提高调研成果质量，切实把调研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的实际举措”。调查研究是一门大学问，也是党员干部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只有不断提高调查研究能力，才能使各项决策和各方面工作更加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人民意愿。 做好调查研究，必须掌握正确的方法。长期以来，我们在实践中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调研方法，如召开座谈会、研讨会，走访调查、蹲点调查等。这些方法具有感受直接、体验深刻、互动性强等优点，应继续坚持。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结合新情况新变化，不断改进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在努力提高调研对象的广泛性、调研内容的针对性、调研方法的科学性上下功夫，把传统调研方法和现代调研手段结合起来，把微观调查和宏观调查、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不断提高调研工作的效率和调研成果的质量。 做好调查研究，必须深入基层，深入了解情况。一方面，既要“身入”基层，更要“心到”基层，踏踏实实沉下去，听真话、察真情，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题。另一方面，要做好调查研究的前期准备工作。准备工作做得越充分、越扎实，调研成果质量就越高，提出的对策就越有针对性。调研之前，要对调研对象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对相关领域的知识有所储备，如此，才能发现真情况、提出真问题，拿出有价值的解决方案。 开展调查研究就是走群众路线，要树牢群众观点、站稳群众立场，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衡量调查研究搞得好不好，不是看调查研究的规模有多大、时间有多长，也不是光看调研报告写得怎么样，关键要看调查研究的实效，看调研成果的运用，看能不能把问题解决好。要勇于到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使调查研究既成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成为密切联系群众、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过程。 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广大党员干部要掌握调查研究这个基本功，研究好这门大学问，不断提升看问题的眼力、谋事情的脑力、察民情的听力、走基层的脚力，让调查研究真正成为转变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提高履职本领、强化责任担当的有效途径。

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鲜明标识。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政治智慧和远见卓识，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谱写了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光辉篇章，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思想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原创性贡献突出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基本原理创新 马克思深刻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170多年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我们党的领导人在解答不同时代面临的重大课题过程中不断深化对党的建设规律性的认识，形成了一系列基本原理，指导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和实践不断向前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变革性实践中，创造性运用这些基本原理的同时，深刻把握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规律，提出了许多管党、治党、建党新原理。 第一，开创性提出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条件下党建基本原则。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作出了奠基性贡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创造性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理，形成了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和执政党建设一系列重要思想。随着执政日久，我们党遇到许多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面临的考验和挑战比执政之初更加复杂而严峻。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深谋远虑，站在党的千秋伟业和长盛不衰的战略高度，围绕党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继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后，给出“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总结概括了党的自我革命六条规律性认识，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把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认识从外因深入到了内因，为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奠定了理论根基，提供了全新的哲学原理。 第二，开创性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把加强党的领导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原则，视为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我们党成立以来，贯彻这一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把党的领导视为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从理论上阐明了共产党领导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从“条件论”深化为“本质论”，在理论上更加彻底通透。 第三，开创性提出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各项建设。旗帜鲜明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注重从政治上建设党，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突出贡献。从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以来，我们党把讲政治作为对党员、干部的实践要求进行反复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从政党建设理论层面认识这一问题，强调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指出政治属性是政党与生俱来的第一位属性，首次提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大命题，将其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统领地位，并从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力七个方面构建了党的政治建设的完整理论体系，实现了从实践要求向建党原理的理论升华。 第四，开创性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和“六个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一开始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国际工人运动“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中国共产党人深得其精髓，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确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新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同时又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天然的相通性和高度的契合性，能够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丰富智慧和精神滋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还应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同时，提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的“六个必须坚持”。这些重要论述进一步丰富了党的思想路线，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深深扎根、繁荣兴盛的奥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路径，也为马克思主义在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和成功经验。 第五，开创性提出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之源。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成立起，就注重精神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我们党的领导人在这方面都有过大量论述。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理想信念和历史使命的百年奋斗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但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上，还没有系统概括过共产党人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从各个历史时期党所彰显的精神中抽象概括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指出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之源，从理想信念、价值取向、意志风骨、政治品格等维度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秀精神品质进行了最本质的提炼，精准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画像，集中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要怎么干”和“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等根本问题，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加强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共产党人加强党性修养必须把握的根本着力点。 第六，开创性提出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和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一开始就深刻认识到制度、纪律对保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力的极端重要性，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规定了同盟的组织原则、会议制度、任期制度、纪律处分等制度。列宁在确立民主集中制、党的代表大会与选举制、监督制度和建立铁的纪律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基本原则和重要思想。我们党革命战争时期在执行铁的纪律上取得显著成效，但受历史条件限制在制度建设上相对薄弱。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人民确立了国家制度的基本框架，但党的制度建设相对薄弱。改革开放后，我们党的制度建设步伐明显加快，但制度和纪律执行有时相对偏软，导致一个时期以来党的领导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和管党治党宽松软问题突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需要和党长期执政的基本要求出发，第一次把纪律建设作为党的建设一项专门建设，与制度建设一起，纳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把党内法规制度纳入国家法治体系之中，强调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和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深化了对共产党长期执政规律和管党治党规律的认识，为治党方式的科学化制度化转型指明了正确方向和方法路径。 二、战略策略创新 用科学的新战略新策略建党、管党、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原创性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和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指导和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实现了方略上的历史性变革，极大拓展了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战略思路。 第一，党的建设战略格局更加高远宏阔。关于党的建设意义和定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对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之间的关系有过许多论述，主要是把党的建设作为党的事业成功的必要因素和根本保证。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第一次把党的建设称为“伟大工程”，当作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我们党执掌全国政权后，提出要把党这个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建设好，尤其要提高党抓经济建设的新本领。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理念不断强化。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以高站位为党的建设定位，第一次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党的建设成为新时代党的重大战略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又进一步提出统揽“四个伟大”战略思想，强调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九大后，创造性提出“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理论原理和实践要求。“四个全面”、“四个伟大”、“两个革命”的提出，把我们对党的建设重大战略意义的认识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和理论深度，推动形成了新发展格局和新党建格局相互融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生动局面。 第二，党的建设战略布局更加系统全面。对党的建设“应当抓什么、如何抓”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着眼无产阶级运动的需要，重点在党的理论建构、组织制度、纪律要求等方面进行设计。列宁根据党执政的新要求，提出了建立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纯洁党的队伍、反对官僚主义、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等建党管党要求。我们党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在革命战争时期提出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整顿党风、严明纪律等重要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提出反对腐败、加强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将党的建设由最初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有机结合，逐步拓展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协调推进的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推进，形成了“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同原有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相比，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要素更加完备，党的各项建设定位更加精准、摆布更加合理。习近平总书记不仅调整充实、优化完善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还对一些关键领域的具体布局进行战略设计。比如，在党的十九大后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上，第一次对组织路线的内涵进行了理论概括、对党的组织建设进行了系统谋划，创造性提出加强组织体系建设命题，实现由过去只重视基层组织建设向党的各级组织建设并重贯通的重大转变，确立了一个重点和两个关键“三个轮子”一起转的战略布局，明确了服务党的全面领导、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组织功能和目标指向。比如，开创性提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这一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和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形成了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的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的治腐格局。 第三，党的建设策略方法更加管用有效。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直接挂帅下，党的建设领域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靠的是坚定决心、顽强意志，靠的是历史担当、务实态度，同时，还靠的是正确策略、科学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等，增强党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采用灵活多样、务实管用的策略方法，把握时度效，扭转宽松软，实现了管党有方、治党有力、建党有效。比如，坚持抓住根本、注重质量，紧紧围绕践行党的根本性质宗旨、站稳党的根本政治立场、贯彻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本质属性、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根本任务、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根本着力点，把党的建设抓在本质上而不是表面上，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既以目标为着眼点，在统筹谋划、顶层设计上下功夫，把长、中、短期目标定准定好，用以引导工作；又以解决问题为着力点，瞄着问题去，追着问题走，树立和用好“靶向思维”，把准问题的关节点、要害处，把化解矛盾、破解难题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坚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以钉钉子精神把管党治党要求落实落细，实行大问题小切口，做到防微杜渐、风腐同治、抓早抓小，取得“八项规定扭转党风、改变中国”的显著成效。坚持双向施策、抑恶扬善，实行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提出并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把维护党的纪律严肃性和激发干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一起来。坚持抓住关键、以上率下，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在工作落实和制度执行上从中央政治局抓起，从上级党组织和领导班子严起，推动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从自身做起，一级为一级当标杆、作示范，形成抓好本级带下级的生动局面。习近平总书记管党、治党、建党的策略和方法，有力有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实践，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提高党建工作水平提供了多功能、高效能、强动能的“工具箱”。 三、术语文风创新 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洞察历史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大势，批判旧哲学创立马克思主义新哲学，从此，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具有真理力量、充满时代气息的全新术语和经典论述，指引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思想和行动。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至今仍然是我们党的建设的基本概念。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毛泽东提出的思想建党、党指挥枪、实事求是、“三大法宝”、“三大作风”、“两个务必”等，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是硬道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项基本原则”等，已经镌刻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思想深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至上、全过程人民民主等一系列新术语和金句子，在全党全国人民中乃至全世界广为传播，成为引领时代的警句格言。在党的建设领域，习近平总书记也有大量新术语、新概括。比如，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打铁必须自身硬，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要胸怀“国之大者”，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一张蓝图绘到底，撸起袖子加油干；作风建设没有休止符，必须踏石留印、抓铁有痕，驰而不息整治“四风”，践行“三严三实”；宁可得罪千百人也坚决不负十三亿，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反腐上不封顶，党内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也没有“铁帽子王”……这一系列明心见性、直击灵魂、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的党建箴言，展现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新风格，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自我革命精神的新标识和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方向标。 文风体现着理论的气质、气韵、气象，文风创新是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彻底批判性和战斗性同唯心主义、资本主义及其理论进行永不妥协的斗争，形成博大精深、直指本质、逻辑严密、论述精辟的文风。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深邃、大气磅礴、形象生动的文风，邓小平抓纲挈领、直接干脆、务实朴实、简洁通俗的文风，为我们党优良文风的形成树立了标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的党建叙述直通民心、融通古今、贯通中外、打通智慧，体现出红的色调、严的基调、高的格调、正的情调，确立了立意高远、精准精彩、真挚亲切、易记易懂的新文风，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动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深入人心、深得人心。 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原创性贡献十分丰富，本文只是撷其主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思想是在时代进步中不断发展成长的党建理论，随着党的伟大自我革命的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纵深发展，更多的原创性成果还会不断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