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擅长调查研究的“实事求是派”
2023-08-03 点击 : 0 来源 : 《当代江西》2023年第6期

中央苏区时期的邓小平。杨芳英 供图

邓小平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强调要把调查研究作为永远的、根本的工作方法。从1931年8月至1934年10月,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战斗生活了3年多。在此期间,邓小平始终把调查研究作为推进工作的根本方法,他甘冒风险的革命胆略、关心群众的人民情怀、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给中央苏区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

敢钻“矛盾窝”,纠正肃反问题

1931年7月中旬,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安排,前往中央苏区工作。越过汀瑞边界,行至瑞金时,邓小平心中犯起了嘀咕:这里的百姓之间几乎不交谈,也听不到歌声,彼此很戒备,街上甚至看不到一个站岗放哨的赤卫队员。

邓小平还不知道,此时,瑞金正处在肃反扩大化的恐慌之中。到达瑞金后,邓小平很快联系上了设在瑞金的中共赣东特委。为迅速扭转局面,中共赣东特委一致推举邓小平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并先以特委派往瑞金协助工作的名义进行活动。危难之时,邓小平毅然挑起这一重担。他心中明白,此时去钻“矛盾窝”,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风险定然很大。但为了党的事业,他甘愿去冒这个风险。

邓小平不动声色地深入农村了解情况。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邓小平查清了事件的真相。原来,在“左”倾错误影响下,担任县委书记的李添富把闽西的肃“社会民主党”之风带到了瑞金。凡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党员干部或执行他那套“左”的做法不力的人,大部分被指为“社会民主党”分子而被杀害。李添富的所作所为,给瑞金的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

邓小平决定立即制止这一恶性事态的扩展,发动群众揭穿李添富的假面具,并对他进行严肃处理。邓小平召开全县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和县区乡三级主要干部会议,指出肃反扩大化的偏差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会后,邓小平继续深入各区乡调查了解情况。在瑞金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公布了自己的身份,他代表中共赣东特委宣布拘捕李添富,撤销他的县委书记、肃反委员会主任职务。会上,邓小平宣布:第一,立即停止杀人。第二,被怀疑分子一律不抓。第三,已被关押在狱的,凡是贫农、中农,一律先放掉;凡是地主、富农的,可以罚钱取保释放。这一宣布,制止了“左”倾错误进一步蔓延,人心大快,人们额手称庆。

聚焦“命根子”,解决土地问题

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邓小平为稳定全县局势,发动群众参加苏维埃革命和建设,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以求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对于毛泽东制定的土地政策,邓小平认为完全正确,符合中国实际。他主政瑞金时,尽管“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土地政策已经在苏区传达,但他并没有机械贯彻,而是宣布必须维护原先的分田成果。据朱开铨回忆,邓小平任瑞金县委书记期间,经常深入乡村,了解群众生活。他常穿着一套粗布灰色中山装,足蹬一双布鞋或草鞋,普普通通,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他住过祠堂、庙宇,大多数时间住在群众家里。他喜欢和群众在一起,哪里有问题就搬到哪里去办公。

邓小平到叶坪乡黄埠头村调查,得知贫农黄木生家6口人。但在分田时只分得三亩五分黄土岗田,土质瘦又无水源,辛苦劳作,到头来收成甚微,生活十分困难。经调查了解,原来,该村的地痞富农占着好田不松手,占多报少,干部光顾自己分好田,对群众意愿不理不睬,群众意见很大。邓小平知道后,卷着行李到黄埠头村蹲点,挨家挨户访,一块田一块田看,把问题弄清了,将不称职的干部撤换了,重新组织贫农团丈量土地,将田按肥瘦、水源分为甲、乙、丙三类,然后以原耕地为基础,按人口和劳力重新分配,肥瘦分均,多少拉平,并留出了部分好田作为红军公田。这样一来,问题很快解决了。黄木生来到自己新分到的田里,抓起一把泥土激动不已,他说:“这回我才算真正翻身了。”

邓小平针对瑞金有些地方还存在假分田、地主豪绅没有受到打击的现象,持续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纠正了土地分配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农民群众真正得到实惠,满足了农民群众对土地的要求,瑞金的革命形势也越来越好。临时中央政府曾这样评价邓小平在瑞金的工作:“革命秩序相当建立。”

敢开“顶风船”,拥护正确路线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工作之际,正值“左”倾思想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之时。无论是土地分配问题还是革命战略问题,邓小平都与“左”的思想有分歧。工作中,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不切实际、不合理的政策。

邓小平调任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后,像在瑞金时一样,经常“一个人,一匹马,轻车简从去调研”,在工作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查田运动中,邓小平坚决拥护毛泽东制定的土地分配政策,反对将查田重点放在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上,而是放在清查豪绅地主隐瞒的土地上,把这些清查出来的土地重新分配给贫苦农民,并给地主、富农以活路。邓小平曾在苏联学习,却又不受教条主义的束缚,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从斗争实践中产生的正确思想路线。这种做法对于当时盛行的“左”倾思想来说,无疑是开“顶风船”。邓小平虽遭受打击亦不更改,实属弥足珍贵。

最典型的事例就是“邓毛谢古”事件。1933年3月,邓小平因在寻乌战斗中及时组织战略退却,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扣上“在敌人面前惊慌失措,准备退却逃跑”“执行纯粹防御路线”等帽子,受到严厉批判。在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中,邓小平被迫作检查,随后受到撤销职务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下放监管劳动。邓小平与罗明、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交集不多,但他们都坚持真理。他们因为在实际工作中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指责。为此,邓小平等被打成“毛派”的头子。其实,邓小平没有搞过任何派别活动,其时也没有跟随毛泽东工作过,但他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毛泽东一致。半个世纪后,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回忆说:“三十年代在江西的时候,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没有那回事,没有什么毛派。”邓小平最爱说自己是“实事求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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