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我们党做好工作的基本功。全面抗战时期，为使全党充分了解国情社情党情，更好地开展各项工作，在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大力倡导下，党内兴起调查研究之风。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调查研究工作，将普遍调查、典型调查、会议调查、试点调查等方法运用到调查研究工作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普遍调查法

普遍调查法是最基本的调查方法。普遍调查也称全面调查，是指对一定的调查总体范围内的所有对象进行毫无遗漏的逐个调查，以达到准确无误地了解调查目标总体情况的一种调查方法。普遍调查法的优点是，能够保证调查数据的全面性和完整性，避免调查偏差；缺点是对于大多数调查数据较大的调查活动，耗费的人力、时间等成本较大。因此，普遍调查法一般适用于范围较小的调查活动。

李卓然的《固临调查》，是运用普遍调查法的典型案例之一。1941年9月24日至11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部长的李卓然带领柯华、秦川等人组成调查团，对固临的三个区进行为期两个月的深入调查。调查内容涵盖了当地经济社会情况、基层党组织建设和政府工作等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宣传工作情况。最后写成10万字的调查实录和调查分析。《固临调查》是党中央开展的一个比较早的对农村经济社会现状和党政基层组织工作情况的综合调查，这个调查经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印发到整个陕甘宁边区，供党员干部参考，对深入认识并改进党和边区政府开展农村工作、推动边区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典型调查法

典型调查法是指选取个别具有代表性的调查对象，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分析，获得详细资料，从而概括出同类事物的规律性特征的一种调查方法。这种方法很好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具有特殊性和一般性的辩证思维。毛泽东将这种由个别推及到一般的调查方法称为“解剖麻雀”。典型调查法的意义在于，可以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样本的分析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为研究其他同类事物提供原则性指导。典型调查法的特点是：调查内容具体细致，调查效率高，调查所需时间短，反映情况快，适用于调查对象庞杂的调查活动。这种调查方法的难点在于如何正确选取典型。一般来讲，选取典型越具有代表性，得出的结论越具有普遍性。

典型调查法也被广泛应用于当时的调查研究工作中。例如，1941年8月1日，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下发后，太行区各地委分别成立调查研究室，重点调查太行区的土地问题、财政负担能力和支部建设情况等。1943年，太行区党委在对武乡、平顺等县的村党支部进行调查时，按一般支部、薄弱支部、巩固支部作为分类，选取一些典型支部，从支部建设、支部成分、支部教育、支部对战争的领导、支部生活等多个方面对村党支部的产生过程、发展阶段、现时状况，支部成员的成分构成状况，干部的工作情形，党群关系等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并对各种类型支部的发展规律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得出了不同类型支部的发展状况和具体差异，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参考。

会议调查法

毛泽东指出：“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忠实可靠的方法。”他认为，召集了解情况的人开个调查会，实事求是地分析困难问题的来源和现状，有助于问题的解决。那么，召集哪些人参加调查会比较合适？毛泽东指出，参会人员要邀请“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自然，调查某个问题时，和那个问题无关的人不必在座，如调查商业时，工农学各业不必在座”。他还认为，会议调查要作讨论式的调查，“只有这样才能近于正确，才能抽出结论。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那种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

会议调查法是应用较为广泛的又一种调查研究方法。例如，1941年太行区对农村土地问题、财政负担能力和支部建设情况等进行调查时，“提出利用自上而下的行政系统并结合当时各项政治工作开展调查，搜集各种经常性的数字，开调查会、派调查团、个别深入访谈等”。再如，1942年1月至1943年2月，张闻天在领导延安农村调查过程中，也广泛运用了会议调查法，并把会议调查与个别谈话、实地调查等方法结合起来。张闻天指出，调查研究要从村干部和党员着手，但只是经过他们，不能经常停留在那里，要从他们里面钻到社会里面去，办法就是按户调查和开调查会。在调查过程中，张闻天从个人的调查开始，然后再以村镇为单位，根据调查内容，邀请了解情况的调查对象召开调查会。在调查会上，大家相互交流意见、看法，从而对调查内容得出客观全面的看法。仅从张闻天1942年1月26日—9月25日的调查看，召开调查会12次，与村民谈话38次，到家访谈调查10次，问题广及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方面。

试点调查法

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出：“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在这里，他指明了试点调查法的重要意义，就是从选取一个试点取得经验和突破，进而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从而不断取得实践的新进展。

郝家桥调查是当时运用试点调查法的一个典型例子。为了解决群众生活困难问题，时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带领调查组选择郝家桥村作为试点进行了深入调查。通过调查，习仲勋认为，郝家桥在改革农业生产、理顺土地租赁关系、改造二流子、组织群众移民南下、实行变工互助和精耕细作等方面都采取了颇具典型意义和推广价值的举措。调查组在调查中还发现该村村民刘玉厚勤劳能干，深受村民拥戴，在带领村民发展生产、治理村庄、支援抗战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经习仲勋提议，地委研究决定，授予刘玉厚“模范党员”“劳动英雄”称号，授予郝家桥村“农村楷模”的牌匾，并要求在全分区掀起“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的学习热潮。调查结束后，调查组在习仲勋的指导下，根据郝家桥经验制定了绥德地区关于移民等问题工作指导意见，使郝家桥的经验在绥德分区乃至全陕甘宁边区广泛推广开来。在典型经验的引导下，全分区各级组织研究制定了科学的生产发展计划，并在农村建起了变工队，积极倡导农业耕作技术革新，使农业生产效率实现了明显提升。

（摘编自《党的文献》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