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时期的邓小平。杨芳英 供图

邓小平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强调要把调查研究作为永远的、根本的工作方法。从1931年8月至1934年10月，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战斗生活了3年多。在此期间，邓小平始终把调查研究作为推进工作的根本方法，他甘冒风险的革命胆略、关心群众的人民情怀、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给中央苏区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

敢钻“矛盾窝”，纠正肃反问题

1931年7月中旬，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安排，前往中央苏区工作。越过汀瑞边界，行至瑞金时，邓小平心中犯起了嘀咕：这里的百姓之间几乎不交谈，也听不到歌声，彼此很戒备，街上甚至看不到一个站岗放哨的赤卫队员。

邓小平还不知道，此时，瑞金正处在肃反扩大化的恐慌之中。到达瑞金后，邓小平很快联系上了设在瑞金的中共赣东特委。为迅速扭转局面，中共赣东特委一致推举邓小平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并先以特委派往瑞金协助工作的名义进行活动。危难之时，邓小平毅然挑起这一重担。他心中明白，此时去钻“矛盾窝”，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风险定然很大。但为了党的事业，他甘愿去冒这个风险。

邓小平不动声色地深入农村了解情况。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邓小平查清了事件的真相。原来，在“左”倾错误影响下，担任县委书记的李添富把闽西的肃“社会民主党”之风带到了瑞金。凡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党员干部或执行他那套“左”的做法不力的人，大部分被指为“社会民主党”分子而被杀害。李添富的所作所为，给瑞金的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

邓小平决定立即制止这一恶性事态的扩展，发动群众揭穿李添富的假面具，并对他进行严肃处理。邓小平召开全县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和县区乡三级主要干部会议，指出肃反扩大化的偏差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会后，邓小平继续深入各区乡调查了解情况。在瑞金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公布了自己的身份，他代表中共赣东特委宣布拘捕李添富，撤销他的县委书记、肃反委员会主任职务。会上，邓小平宣布：第一，立即停止杀人。第二，被怀疑分子一律不抓。第三，已被关押在狱的，凡是贫农、中农，一律先放掉；凡是地主、富农的，可以罚钱取保释放。这一宣布，制止了“左”倾错误进一步蔓延，人心大快，人们额手称庆。

聚焦“命根子”，解决土地问题

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邓小平为稳定全县局势，发动群众参加苏维埃革命和建设，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以求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对于毛泽东制定的土地政策，邓小平认为完全正确，符合中国实际。他主政瑞金时，尽管“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土地政策已经在苏区传达，但他并没有机械贯彻，而是宣布必须维护原先的分田成果。据朱开铨回忆，邓小平任瑞金县委书记期间，经常深入乡村，了解群众生活。他常穿着一套粗布灰色中山装，足蹬一双布鞋或草鞋，普普通通，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他住过祠堂、庙宇，大多数时间住在群众家里。他喜欢和群众在一起，哪里有问题就搬到哪里去办公。

邓小平到叶坪乡黄埠头村调查，得知贫农黄木生家6口人。但在分田时只分得三亩五分黄土岗田，土质瘦又无水源，辛苦劳作，到头来收成甚微，生活十分困难。经调查了解，原来，该村的地痞富农占着好田不松手，占多报少，干部光顾自己分好田，对群众意愿不理不睬，群众意见很大。邓小平知道后，卷着行李到黄埠头村蹲点，挨家挨户访，一块田一块田看，把问题弄清了，将不称职的干部撤换了，重新组织贫农团丈量土地，将田按肥瘦、水源分为甲、乙、丙三类，然后以原耕地为基础，按人口和劳力重新分配，肥瘦分均，多少拉平，并留出了部分好田作为红军公田。这样一来，问题很快解决了。黄木生来到自己新分到的田里，抓起一把泥土激动不已，他说：“这回我才算真正翻身了。”

邓小平针对瑞金有些地方还存在假分田、地主豪绅没有受到打击的现象，持续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纠正了土地分配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农民群众真正得到实惠，满足了农民群众对土地的要求，瑞金的革命形势也越来越好。临时中央政府曾这样评价邓小平在瑞金的工作：“革命秩序相当建立。”

敢开“顶风船”，拥护正确路线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工作之际，正值“左”倾思想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之时。无论是土地分配问题还是革命战略问题，邓小平都与“左”的思想有分歧。工作中，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不切实际、不合理的政策。

邓小平调任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后，像在瑞金时一样，经常“一个人，一匹马，轻车简从去调研”，在工作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查田运动中，邓小平坚决拥护毛泽东制定的土地分配政策，反对将查田重点放在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上，而是放在清查豪绅地主隐瞒的土地上，把这些清查出来的土地重新分配给贫苦农民，并给地主、富农以活路。邓小平曾在苏联学习，却又不受教条主义的束缚，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从斗争实践中产生的正确思想路线。这种做法对于当时盛行的“左”倾思想来说，无疑是开“顶风船”。邓小平虽遭受打击亦不更改，实属弥足珍贵。

最典型的事例就是“邓毛谢古”事件。1933年3月，邓小平因在寻乌战斗中及时组织战略退却，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扣上“在敌人面前惊慌失措，准备退却逃跑”“执行纯粹防御路线”等帽子，受到严厉批判。在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中，邓小平被迫作检查，随后受到撤销职务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下放监管劳动。邓小平与罗明、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交集不多，但他们都坚持真理。他们因为在实际工作中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指责。为此，邓小平等被打成“毛派”的头子。其实，邓小平没有搞过任何派别活动，其时也没有跟随毛泽东工作过，但他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毛泽东一致。半个世纪后，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回忆说：“三十年代在江西的时候，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没有那回事，没有什么毛派。”邓小平最爱说自己是“实事求是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