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政协筹备会常委合影。左起第一排：谭平山、章伯钧、朱德、毛泽东、沈钧儒、李济深、陈嘉庚、沈雁冰；第二排：黄炎培、马寅初、陈叔通、郭沫若、蔡廷锴、乌兰夫；第三排：周恩来、林伯渠、蔡畅、张奚若、马叙伦、李立三。人民视觉供图

1949年3月23日上午，西柏坡，春风杨柳。

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前往古都北平。临上车，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

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革命接近成功，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已指日可待。此时此刻，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这段对话值得玩味。

毛周“赶考对”中，使用了两个典故。

一个是“进京赶考”。“进京赶考”是科举年代一个词。1905年，中国废除了科举，经历1200余年的“进京赶考”一词，随之被废弃。这个词废弃40多年后，毛泽东把共产党入主北京面临的执政考验，称为“进京赶考”。一个几乎死掉的词，被毛泽东的魔杖点化，起死回生。毛泽东在思考革命成功之后如何“执政”，如何在“进京赶考”中“考个好成绩”的问题。

另一个典故是“决不当李自成”。明朝末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艰辛奋战18个春秋，于1644年打下天下，进京称帝。起义军进入北京城之后，花天酒地，沉迷享受，李自成的屁股还没有把宫殿里的龙椅暖热，仅仅坐天下42天，就丢了江山，仓皇离京，又被一路追杀，直到灰飞烟灭。毛泽东认为，李自成是“考”砸了。毛泽东多次用李自成这个例子，告诫全党同志，“引以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

去北平的路上，毛泽东在涿县见到“四野”参谋长刘亚楼。毛泽东说：“十年未见的刘亚楼来接我们进京赶考喽。”刘亚楼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毕竟“进京赶考”这个词太“陈旧”了。一旁的周恩来连忙解释，刘亚楼一听，笑着说：“我们共产党一定能考出个好成绩。”

毛泽东用“进京赶考”这个老词提醒即将取得胜利、建立新中国的革命者。

“进京”是什么意思？就是从打江山到坐江山，从“在野”变成“在朝”，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赶考”是什么意思？就是参加考试。考试的考场，就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国土；考场的考官，就是中国人民；考试的内容，总的题目就是如何执政？如何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以“赶考”为命题，开启了中共千秋大业的有力程序。

3月25日上午，毛泽东乘坐的火车徐徐停靠在北平清华园站。

没有欢迎仪式，没有夹道迎接的人群。据毛泽东秘书叶子龙回忆，有关人员曾经准备在党中央入城时组织一个气派的欢迎仪式和盛大的庆祝大会，被毛泽东否定了（《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车站像往常一样，熙熙攘攘，人来人往。谁也没有注意到，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一行，从这里悄然进京。毛泽东下了火车，改乘汽车，直接来到颐和园。

颐和园原名清漪园，乾隆十五年（1750年）建成。1860年，清漪园被英法联军焚毁。光绪十四年（1888年）重建，改名颐和园。1900年，颐和园遭八国联军的抢掠，园内的珍宝被洗劫一空。清朝灭亡后，颐和园在军阀混战和国民党统治时期，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园子日渐破落。卢沟桥事变后，颐和园管理松弛，园景荒废。这期间，为了解决管理经费不足的难题，颐和园中的许多房屋出租。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就租住其中的清华轩，一直住了12年。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部进入北平城，接管防务，同时接管了颐和园。颐和园万寿山东山坡上有个景福阁。1949年2月，叶剑英、李克农等人与傅作义的和平解放北平谈判，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毛泽东进入颐和园后，提出散散步。

3月下旬的园子，春光明媚，碧波荡漾，柳丝泛绿，还有一些鸟在林子里鸣叫着，一派生机。春天的发生，消解了颐和园破败的景象。

毛泽东顺着画廊走到昆明湖边。他走着走着，忽然停下步子，问道：“公园里怎么没有游人啦？”此时，偌大的公园空空荡荡的，没有一个游人。

中央社会部的一位同志回答说：“为了首长的安全，今天公园不开放。”

北平刚刚和平解放，社会治安十分复杂，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很多，街头经常发生打冷枪的事。社会部部长李克农为了保证领导人的安全，提前对颐和园里的游人进行了清理。袁克定就是这时候被清出颐和园清华轩的，据说他出园时因为付不起拖欠的租金，只得用收藏的珍玩作为抵押。

毛泽东听说把游人赶走是为了安全，很不高兴。他说：“公园不是私园，没有游人像什么样子。好了，不游了！不游了！”

这是《叶子龙回忆录》中的记述。这天的情景还有另一个版本，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说，毛泽东发脾气了——

当工作人员解释说清理游人是为了安全时，毛泽东大声地说：“你蠢么！你把水全排干了，你那个鱼还讲什么安全？你就安安全全干死在那里，饿死在那里吧！”

毛泽东从井冈山开始就把中国共产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把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比作“鱼水关系”。他说：“失去了群众，就像鱼失去了水。”“我党没有人民，便等于没有水，便没有生存的必要条件。”他还说：“人民军队同人民是鱼水不能分离的。”

中国共产党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党，把人民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毛泽东具有强烈的群众观点和人民意识，他强调“进京赶考”，“考场”的“考官”是人民群众，“阅卷”者也是人民群众。所以当他看到公园没有游人、没有群众时，很不高兴，不游园了。

工作人员把毛泽东领到益寿堂休息。

益寿堂位于颐和园万寿山东部半山腰处，紧邻景福阁，是一座传统的中国北方四合院住宅式风格建筑。它始建于光绪年间，是当年慈禧太后游览景福阁时用膳、更衣及休息的地方。

为什么选择益寿堂作为毛泽东进入颐和园的落脚点？叶剑英、李克农等人在景福阁与傅作义进行和平谈判，对这一带的地形、社情、敌情相对熟悉；益寿堂这个独立的院落相对比较整齐干净，半隐于凹凸山石和茂密的树林之中，有利于保密和安全工作。还有，就是这里离西苑机场比较近，下午将在那里进行阅兵。

益寿堂里的房间里冷得够呛，连个火炉也没有。

快到中午了，毛泽东说：肚子饿了，搞些吃的来。

在毛泽东来颐和园之前，工作人员来打过前站，可是没有人想到还要吃中午饭，没有人准备午饭。

叶子龙一听毛主席说饿了，连忙生火做饭。旁边房间里有个煤炉，上面落满灰尘，显然是很长时间没有生火了。叶子龙在延安、在西柏坡，都是用柴灶做饭，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铁煤炉，更不知道怎么使用。他先把煤块放进去，再把木柴放在煤上面，然后把一些废纸点燃放在木头上……结果是，弄得满屋黑烟，一脸煤黑，也没有把火生着。

毛泽东刚才为见不到游人生气，现在又看到叶子龙等人连个炉子也不会弄，一口热水也喝不上，对叶子龙发脾气说：“你们怎么连炉子都生不着？统统撤职！”

叶子龙一看毛主席气鼓鼓的，一时间也无法做饭，连忙跑出去，跑到颐和园外面的小摊上，买几个芝麻烧饼和几块熟肉。他拿着熟食回来的时候，工作人员已经把煤炉子生起来了，水也烧开了，阴冷的屋里变得暖洋洋的。叶子龙连忙把烧饼和熟肉放在炉子上烤。

毛泽东跟几位工作人员围炉而坐，他从煤炉上拿起一个烤得焦黄的热烧饼，掰开，没有筷子，就下手抓几块肉，夹在烧饼里。这时候，毛泽东高兴了。他说：“子龙，你很会采购嘛，这是京城的名吃呢。我30年前在北京时，经常吃的。”

一个烧饼化解了毛泽东的不快，引发毛泽东对30年前往事的回忆。

这是毛泽东3月25日这天第二次说“30年前”。上午进京看见北平的城墙时，他就无限感触地说：“30年了，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十五年》）

毛泽东1918、1919年两次来到北京。第一次到北平，最初几天，他住在老师杨昌济家里，跟看门人住在一个小屋子里，不久他与几个同学一起在三眼井租房居住。毛泽东曾对埃德加·斯诺回忆说：“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7个人合住在一个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住的条件如此艰苦，不可能吃得很好。估计偶尔能够吃个烧饼，印象深刻。为了在北平生存下去，毛泽东请杨昌济帮忙，杨昌济给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写信，李大钊安排毛泽东到图书馆打工，做佐理员，每月8块大洋。毛泽东说：“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些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在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得有几个是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方口音的图书佐理员所讲的话。”让毛泽东开心的是，他在这里结识了李大钊等人，还可以见到杨昌济老师的女儿杨开慧。

1919年年底，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平，住在北长街那座古老的福佑寺里。他在福佑寺里的一条香案上，反复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毛泽东对斯诺说：“我第二次到北平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本中文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吉古柏的《社会主义史》。1920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这一次，他在北平住了4个月，和杨开慧建立了恋爱关系。

转眼之间30年，毛泽东从一介书生，到大党领袖，三军统帅；从不被人放在眼里的图书馆佐理员，到万众瞩目的风云人物。沧海桑田，所以毛泽东围着煤炉子吃烧饼时，不胜感慨。

25日晚上，在颐和园益寿堂，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这里宴请全国各地前来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人士。

与各党派合作，与民主人士合作，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其中第五条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与民主党派协商建国的华章，受到各民主党派的欢迎。

为了与民主人士协商建国，毛泽东分别给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写信，邀请他们“北上”，到解放区，拟定共同纲领，讨论建国事宜。当时，蒋介石对民主党派压得太厉害，它们无法生存，大多把总部设在香港，许多著名人士都聚集在香港。从1948年秋开始，在中共地下党的掩护下，将数百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从香港分批护送到东北。许多民主人士都是几经周折甚至冒着危险来到北京的。

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党派和著名民主人士55人联合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郑重声明：“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第一次以共同声明的形式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这个声明充满欣喜之情。至此，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携手并进，形成了筹备建立新中国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局面。

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汇集到了北平。

毛泽东进京第一天晚上，和周恩来、李维汉（罗迈）一起，宴请部分民主人士。

被邀赴宴的有：郭沫若、沈钧儒、章伯钊、谭平山、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张奚若、许德珩、张东逊、俞寰澄、张志让、黄炎培、盛丕华、章乃器、彭泽民、马叙伦、蔡廷锴、李济深等。

柳亚子在日记中写道：“夜，毛主席派车来迓，赴颐和园饭局，共两席，主人外余与叔老、鼎堂、初老、奚若、德珩（许）、东荪、寰老、季龙、任老、丕老、乃器、衡老、伯钧、泽老、夷老、平老、贤初、任潮、恩来、罗迈，共二十人。饭罢，冯夫人来，坐谈至一时半，始乘车归，抵寓已二时许矣。”

沈钧儒在日记中记载：“晚，与柳亚子、陈叔通、郭沫若、黄炎培、许德珩等应毛泽东、周恩来、李维汉等邀，至颐和园益寿堂赴宴。”

黄炎培在日记中记载：“夜，毛主席招餐郊外，被邀者二十多人，餐毕，谈和战问题，谈至一点半。”他1945年7月访问延安，写成《延安归来》一书在重庆出版，初版两万册在几天内被抢购一空，他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律的对话，后来被称为“窑洞对”，影响巨大。

为了接待好民主人士，有关部门请来了六国饭店的厨师。益寿堂没有做饭的条件，饭菜都是从北京饭店“点”的“外卖”。

这天晚上，毛泽东与这些民主人士具体谈了些什么，没有留下翔实的记录。黄炎培日记中写的“谈战和问题”。这应该是这天晚上的主要话题，自然包括邀请各民主党派“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这个题中应有之义。

在益寿堂宴请近20位爱国民主人士，共商国是，继承了中国共产党开展统一战线的优良传统，同时也开启了多党合作建立新中国的模式。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逐渐建立起来，最终成为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

为了保障中央领导宴请民主人士时的安全，负责保卫的工作人员在益寿堂附近的地域严密布防，战士们（其中包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手挽着手，对附近的山坡、道路等建筑用拉网的方式进行了严密的检查。（颐和园管理处：《颐和园导览》，中国旅游出版社2008年4月版）

晚宴结束后，已是子夜时分。毛泽东乘车转移到香山公园内的双清别墅居住。当时，毛泽东乘坐的小汽车是辆破车，上山的半道上，车坏了，又换了辆吉普车，才开到双清别墅。

从这一天开始，中央机关在香山办公，吃住在香山。为了保密，对外叫“劳动大学”。名字中间往往隐藏着复杂的历史信息。“劳动大学”这个词产生于延安。这个具有鲜明中国共产党标识的词语，彰显共产党人推崇劳动和劳动人民。

回首毛泽东“进京赶考”第一天，他的活动和话语涉及：人民军队、统一战线、人民群众、劳动大学……这或许是历史的巧合与偶然。偶然中自有其必然。这些关键词，也许正是“进京赶考”的关键词。

时间开始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走进考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