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在中共八大召开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这次调查研究，意义十分重大。
为什么要进行这次调查研究？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从1949年10月到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六年多。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只用了三年时间，就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在这个基础上，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也已进行了三年多。与此同时，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的逐渐暴露，如何以苏为鉴，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任务，摆在全党的面前。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做好八大的准备工作，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带头搞调查研究，这对于摸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年多来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所发生的新变化，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向大会提出符合我国实际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和纲领，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次调查研究成为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端。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内景

一、准备党的八大的过程，也是调查研究的过程
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八大的主要议程有四项：（一）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后改为政治报告）；（二）修改党章的报告；（三）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示；（四）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会还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分别负责政治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和“二五”计划指示的起草工作。七届六中全会结束后，党的八大的各项准备工作提上议事日程。
1955年12月5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有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上，对八大的准备工作作出部署。他说：准备明年9月召开八大。为迎接八大，使八大开好，就要使八大的工作和各部门、各地方的工作结合起来。八大中央的报告也要与各部门的工作结合起来，所以我准备找各部门的同志个别谈谈，请你们准备。有材料请你们送一些来。第二天，刘少奇就开始安排，第三天座谈会正式开始。由此揭开了1956年中央领导同志进行较大规模的一系列调查研究的序幕。
1955年12月7日至1956年3月9日，刘少奇先后约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37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汇报座谈，内容包括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财政、金融、文化、体育、卫生和国民经济计划等各个方面。5月28日，他又听取了新华通讯社和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的汇报。在这三个多月时间里，刘少奇除了参加外事活动和出席中央有关会议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开好座谈会这件事情上。座谈会一般从下午两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七八点，有时甚至开到深夜一点多钟。在座谈中，刘少奇详细询问和了解各个部门、各个行业的情况，记下了几万字的笔记，并对各部门的工作提出一些指导性的意见。
1956年1月中旬，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在这之前，毛泽东集中精力研究农业合作化问题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这时，他把注意力转移到工业问题上，目的是为八大做准备。他认为，现在农业问题没有了，搞个高级社章程就行了，知识分子问题督促一下，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也不是基本问题。在5月中央全会上提出工业问题才好。在这几个月中间，我们这些人就研究工业问题。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得知刘少奇正在召开座谈会听取各部门汇报工作，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对薄一波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在薄一波等同志的组织安排下，从2月14日起，毛泽东开始了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对经济工作的系统调查。
毛泽东听取汇报的部门和刘少奇一样，主要是国务院所属的部委。不同的是，他只限于经济部门，不包括文教部门，而且是按照重工业、轻工业、交通邮电、农林水利、财贸金融这个顺序进行的。到4月11日，毛泽东先后听了34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整整用了37天。随后，他又连续6天参观机械工业展览。接着，从4月18日起，又用6天时间，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毛泽东的这次调查研究，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才告一段落。
在毛泽东听取汇报过程中，周恩来除个别时候因事请假外，几乎每次都来。陈云、邓小平有时也来参加。刘少奇除自己继续召开座谈会外，也多次参加毛泽东主持的汇报会。这样，毛泽东召集的汇报会，实际上成为中央主要领导成员参加的规模较大的一次集体调研活动。他们在听取汇报时，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气氛异常活跃。
就在这次听取经济部门工作汇报时，发生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批评斯大林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的重大事件。对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很不赞成。3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苏共二十大的问题。会后，中央领导同志虽然把部分精力转移到处理这个问题上，但仍未中断他们的调查研究和对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而且更觉得这次调查研究的重要和紧迫。4月下旬至5月初，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在各部委进行汇报时，毛泽东又提出在今后几个月拟再分别听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经济工作的汇报。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意见，3月30日，中共中央向上海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通知，并列出以下十项汇报内容：（一）目前各省、市、区的主要经济状况。（二）本省、市、区第一个五年计划预计完成的情况和经验教训。（三）对全国和本省、市、区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意见，本省、市、区的主要资源情况和主要发展方向。（四）当前工人群众社会主义竞赛高涨的情况，工业、农业、交通、商业、财政各方面的潜力表现在哪里，如何具体地在生产、基建、运输、流通各方面发掘潜力。（五）如何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对中央和地方在事业、财政、计划的体制划分的意见。（六）地方党委对地方各种企业和中央国营企业如何更好地加强领导，如何进行统筹安排。（七）执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情况和发生的问题。（八）私人工商业、私人运输业社会主义改造和手工业合作化中的问题和意见。（九）对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分工的意见，对工农产品的价格政策的意见。（十）对资金积累、负担政策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意见。

1956年1月11日，毛泽东同志视察国营南京无线电厂

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向中央的汇报，应当根据各自的经济特点，对其财经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并作历史的比较。并指出：“这种汇报应当有形象的材料，有批评，有议论，有主张。不要枯燥无味、千篇一律。同时，应当写成书面文件报送中央，字数以一万五千字左右为宜。但要看内容如何，内容好，写得有骨有肉，生动活泼，不妨长一点，否则宜短，几千字也可以。上开十项如果一次写不完，分别写成几个报告也可以。如果一时写不好许多问题，先写两三个或者三四个问题也可以。”这段话是毛泽东改写和加写的，由此看出他对这次调查研究的要求是十分认真、细致的。
在34个部委汇报开始不久，毛泽东还接受李富春的建议，通知工交部门约二百个至三百个重要工厂、建设工地分别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写一书面汇报。
从5月3日起，毛泽东到南方视察。在视察期间，他不断找各地党委负责人座谈，听取汇报。5月14日，他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通知，就各地向中央汇报工作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具体安排。关于汇报的内容，毛泽东根据初步调查了解的情况，将它归纳为11项：一、工业（重工业、轻工业、手工业，中央各部管的、地方管的和私人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二、交通运输业（陆、水、空，近代的和落后的）；三、商业（内贸、外贸、供销合作和私人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四、农、林、水；五、财政和金融；六、干部（即教育工作）；七、统一战线安排问题；八、反革命分子安排问题（主要是就业安排）；九、失业安排问题；十、少数民族问题（无此问题的地方则略）；十一、其他特殊问题（例如广东的华侨和侨眷问题，渔民问题，盐民问题，港澳问题）。通知强调：“以上各问题，重点放在第一至第六各项，而以第一项为主要的重点，第一项准备好了，即可汇报一次。”对于第一至第六各项，“都应作一些历史的和现状的叙述，并且应当有7年的或者12年的远景规划”。通知还指出：“汇报文件中要有材料，有议论，要突出地批评中央工作和地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揭露矛盾（包括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并提出解决意见。不成熟的意见也可以提出。”关于汇报的方法，通知说：“以上共有十几个题目，不可能在一次准备好和汇报完，可以分为两次或者三次准备好和汇报完。希望都经过你们的委员会加以讨论和斟酌，但不必十全十美，不大完善也不要紧。”这时，毛泽东已在听取34个经济部门和国家计委汇报的基础上，于4月25日、5月2日先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总结了一个半月调查研究的成果。通知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显然是与《论十大关系》中的一些内容密切相关，希望通过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予以充实和完善。
在这一年，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为了解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及其完成以后，在经济生活方面出现的新问题，除有时参加毛泽东主持的汇报座谈会外，他自己还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2月8日至18日，他在北京连续10天按行业听取私营商业改造的形式和办法的情况汇报。4月19日至5月13日，他离开北京，先在上海召集江苏、浙江、福建三省和上海市对资改造小组负责人的汇报会，后在武汉召集湖北、湖南两省和武汉市的汇报会，接着又在广州召集广东、广西两省和广州市的汇报会，并在上海、武汉、广州三地分别同省、市工商联正副主任委员进行座谈，在上海还同工商界著名人士荣毅仁、胡厥文等座谈，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5月13日，陈云回到北京。5月14日至29日，听取南方15个省市私营工商业改造情况的汇报。6月3日至9日，听取北方14个省市私营工商业改造情况的汇报。7月27日至8月7日，陈云又连续10天主持召开物价问题座谈会。
年事已高的朱德也投入调查研究工作中。5月16日至21日，他在山西考察。6月6日至13日，在辽宁考察。这两次考察的重点，都是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村的新情况。
所有这些调查研究，都为党的八大制定正确的路线作了重要的准备。
二、这次调查研究最直接的成果，是形成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
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问题。会上，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大大超出了原定的会议议题。
《论十大关系》的重点是讲经济建设问题，同时也包括与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毛泽东把这次调查研究中发现的问题，概括为十大关系，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一）关于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二）关于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认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可以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三）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强调首先要加强经济建设。（四）关于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强调这三个方面必须兼顾，特别要照顾农民的利益，还要给工厂一定的权力、一定的独立性。（五）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强调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六）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强调地方民族主义要反对，但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七）关于党和非党的关系，强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关于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肯定还有反革命，但强调已经大为减少，社会镇反要少捉少杀。（九）关于是非关系，讲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但要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十）关于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也要学习，但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毛泽东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论十大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以苏联为鉴戒，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虽然这一探索是初步的，却是比较系统的。它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体现了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实事求是，按照中国情况办事的精神。
《论十大关系》的提出和形成，是1956年调查研究的直接成果。许多重要思想是在调查研究过程中逐步酝酿、产生和形成的。毛泽东自己后来也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的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在2月14日至29日的最初16天中，毛泽东先用13天时间，集中精力听取重工业部门的汇报。当汇报结束时，薄一波问他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刚开始接触问题，文字上略有挑剔，根本上赞成，没有任何意见。后来，随着汇报单位的增加，毛泽东了解的情况越来越多，他针对大家谈到的一些问题，开始发表一些意见。比如，在轻工业部门的汇报会上，毛泽东了解到轻工业投入少、见效快，但问题是国家以重工业为中心，对轻工业投入少，现有轻工企业设备陈旧，潜力不能发挥。毛泽东说：“轻工业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很重要，能多搞尽量多搞些。”他还说：对现有企业要进行技术改造，这个问题重要，这方面的潜力很大。由此引起他思考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问题。他说：“多搞些轻工业，就是多搞些重工业。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尽量搞。”
关于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也是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等部门汇报时引起注意的。为了改变旧中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并从国防安全出发，“一五”计划将新的工业项目绝大部分安排在内地，对沿海工业的发展有些估计不足，新的厂矿建设控制较严。实际上，沿海工业的作用是很大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5年底，上海市实现的利润就相当于“一五”计划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20.9%，天津市实现的利润也十分可观。毛泽东听到这些情况后说：沿海老厂加以适当扩建，投资少，见效快。许多新产品都是出在沿海工厂。限制发展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是错误的，不能限制发展，应该是充分、合理利用。这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他还说：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轻工业70%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
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是毛泽东早就注意到并一向比较重视的。在听取汇报的第一天，毛泽东开头就说了一段话：我去年出去了一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他们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毛泽东的这一想法，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进一步明晰起来。他在听取轻工业部门汇报时问：是不是中央部门想多管一点？要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划分的主要根据是供销范围。主管财政金融的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在汇报时谈道：地方同志说，现在名义上是四级（中央、省、县、乡）财政，实际上是一级半，只有中央一级是完整的，省财政只是半级财政，中央管得过多、过细、过分集中，束缚了地方的积极性。天津市委在汇报中说：商业部在商品价格的管理方面，把本应由地方管理的三百来种商品也管了起来，使地方无法进行工贸平衡。毛泽东说：苏联有一个时期很集中，也有好处，但缺点是使地方积极性减少了。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地方政权那么多，不要使他们感到无事可做。
关于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同样是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逐渐总结出来的。一些部门在汇报中谈到了生产利润问题、企业自主权问题以及工人工资和农民生活等方面的问题。毛泽东明确表示，现在的危险是基本建设投资太多了，非生产性的建设也多了，农民负担不起，势必妨碍个人的利益。他还特别强调说：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基本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太多。应该使90%的社员个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搞命令主义和减少农村副业也是错误的。
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首次提出“两个万岁”的口号。他说：“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他们可以看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这一思想后来经过进一步丰富和归纳，成为十大关系中的党和非党的关系。
关于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在汇报过程中多次涉及。制定“一五”计划时，由于缺少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所以汇报的话题经常集中到如何学习苏联的问题。毛泽东提出明确的主张，他说：要分两类。一类按中国的，一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学。如土改，我们不学，不照它的。如财经方面有些建议，陈云不学。对资本家的政策，我们也不学它。技术问题横直一概照抄，比较好的，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学过来再说。周恩来插话说：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毛泽东表示赞成，并说：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周恩来接着说：把各国经验都学过来，要有这个气魄。关于向外国学习的问题，中央领导同志的认识是一致的。刘少奇在他召集的汇报会上也说：采用最新技术，就需要加强科学研究。科学研究不是只靠自己搞，主要是好好向人家学习，把人家最新的科学技术学到手，自己再搞就有基础了。向人家学习，不只是向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学习，也向其他国家学习。
在国务院各经济专业部门汇报的基础上，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二五”计划的工作汇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都来参加。这时，毛泽东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建设的几个重要关系上。经过不断思考，4月19日，毛泽东第一次归纳出三个关系，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他说这三大关系“必须很好地解决”。他还进一步解释说：“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真想搞好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就必须搞好个人所得。”这是他经过认真的调查和积极的思考，在中国经济建设问题上形成的新思路。过了一天之后，毛泽东在原来三大关系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薄一波回忆说：因为国防工业建设规模过大，要求过急，引起整个工业建设全面紧张，这是34个部委汇报中提出的最尖锐的一个问题。国家计委在汇报时，也请毛泽东考虑这一问题。毛泽东接受了这个意见，把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提了出来。至此，毛泽东提出了五个关系。这五个关系主要反映的是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也是《论十大关系》中的主要内容。4天后，4月24日，毛泽东又加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成了六大关系，他称为“六大矛盾”。毛泽东说：“这几个矛盾如果调整得好，工作就会搞得更好些，犯错误也犯在这些矛盾上。如斯大林就在第四个矛盾上（个人与集体——编者注）犯了错误，东欧兄弟国家在第一个矛盾上（轻工业与重工业——编者注）犯了错误。”事隔一天，4月25日，毛泽东在有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又增加了四个关系，即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最后形成十大关系。
4月25日，毛泽东第一次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连续讨论3天。通过吸收大家的意见，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论述十大关系。从这两次讲话记录看，十个小标题相同，内容有些不同。4月25日的讲话，批评斯大林内容多些；5月2日的讲话，理论分析多些，补充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时提出的一些意见。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文，就是根据这两次讲话记录整理而成的。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论十大关系》的产生，来自调查研究，也来自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是调查研究和探索精神，使毛泽东集思广益，逐步形成了这篇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的重要著作。
三、《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为党的八大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八大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是起草政治报告。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起初，把反对右倾保守，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作为指导思想。在这个思想指导下，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农业四十条》）。它要求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在1967年分别由1955年的预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万亿斤、1亿担，就是说，在这12年内每年要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农业四十条》公布以后，引起巨大的连锁反应。国务院各部委纷纷修改1955年夏在北戴河开会时确定的各项计划指标，粮、棉、钢、煤四大指标都比原计划提高一半以上，完成的时间也被大大缩短。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原定为112.7亿元，后来增加到200多亿元。这使1956年上半年的国内经济形势出现了全面紧张的局面。
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了这个问题，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2月17日，刘少奇在听取交通部汇报时指出：“现在有些人脑子热了，提得太高了，而目前又没有条件做到，急躁冒进也要防止。”4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家计委提出的关于1956年基本建设计划安排和要求增加部分投资的补充报告时，突出地提出了当前的基本建设规模同实际所能供应的物资不平衡的问题。陈云在会上谈到生产与基建的关系时说：基本建设规模首先决定于生产，而不是决定于财力。“钱是用来买材料的，如果材料买不到，钱又有什么用？”“以后订计划首先应该进行物资平衡，再进行财力平衡。”会议决定，开源节流，以缓解供需之间的矛盾。
这年5月，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根据国民经济已经出现相当紧张的局面，在中央会议上进一步提出要反对和纠正急躁冒进的倾向。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讨论准备向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提出的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初稿。这份预算报告初稿，根据5月中央会议精神，写上了“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话。6月10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了这份预算报告初稿，并提出要加重反对急躁冒进的分量。6月15日，李先念代表国务院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在当前的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由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坚决态度和采取的断然措施，这年上半年出现的来势很猛的冒进势头被遏制住了，经济建设得以比较健康地向前发展。
1956年上半年，中央领导同志经过调查研究，在领导经济工作中所形成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是八大准备工作中的重大收获之一。这个方针符合实际，为八大所肯定。八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发展速度必须是积极的，以免丧失时机，陷入保守主义的错误；又必须是稳妥可靠的，以免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使人民的负担过重，或者使不同的部门互相脱节，使计划不能完成，造成浪费，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
经过这年上半年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八大政治报告由原定的以反对右倾保守为指导思想，改变成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所阐述的基本观点作为指导思想。当年参加报告起草工作的邓力群回忆说“大概在1956年4、5月间，一次刘少奇开会回来，大约是晚上10点多钟了，打电话找我和陈伯达等去他那里。刘少奇非常高兴。他说：主席做了调查，讲了十大关系，十大关系应当成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纲。”后来，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也说：“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
从6月底开始，八大政治报告进入具体起草阶段。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刘少奇主持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的工作。这时，毛泽东也把主要精力放在对政治报告的讨论、修改和定稿上。到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先后主持了十九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和少数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讨论八大政治报告。
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举行。毛泽东致开幕词，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报告总结了七大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基本经验，根据新的形势，向全党提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基本任务和新的方针政策。整篇报告贯穿着《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
政治报告正确估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的变化，及时地作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社会生产力上来的战略决策。刘少奇在报告中指出：“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报告宣布：“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

在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对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进一步作出重要的判断：“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9月16日，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党在执政条件下所面临的新的考验，突出地提出反对官僚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的问题。他说：“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结果，必然发展主观主义”“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报告强调要继续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强调要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坚决地执行中央关于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邓小平报告后，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报告在充分肯定“一五”计划期间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总结出四条带有长远指导意义的基本经验。它们是：第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第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第三，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第四，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财政支出也必须首先保证经济的发展。报告在谈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时，阐述了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较富、需要很大的国家，必须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问题，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样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各种主要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基本上满足我国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同时，它也能够生产各种消费品，适当地满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
在八大准备工作中，中央领导同志通过调查研究，在探索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总结我国自己的经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最重要的体现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八大所作的报告中。此外，朱德、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在大会上的发言也都从某个方面提出了他们的观点和主张。
在这些发言中，值得注意的是，9月20日，陈云在八大的发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中所系统阐述的我国经济体制应该是“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他指出：国家经济部门在过去几年中为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包括加工订货、统购包销，自上而下的派货，限制私商的采购和贩运等等，在当时是必要的、收到了效果的，但是在今天已经不再需要，而它们在当时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如果继续采取这些措施，就必然会妨碍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他指出：在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由于形势发展太快，具体的组织指导工作不容易完全跟上，也产生了一些暂时的、局部的错误。这些错误，主要是：农业在合作化过程中，对于应该由社员家庭经营的副业注意不够，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影响，一部分农业副产品的生产有些下降；在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由于盲目合并和统一计算盈亏，发生了部分产品质量下降、品种减少的现象。为此，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应该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措施来指导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使消费品质量提高，品种增加，工农业生产量扩大，服务行业服务周到，而决不是相反。陈云认为，今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应该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陈云的这个构想，实际上初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思想，是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一种突破。
四、结语
1956年，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作出正确的回答。为此，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用极大的精力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这次调查研究以经济问题为重点，全面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年多来的历史经验，目的是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次调查研究的方法，主要是以分批召开汇报座谈会为主，辅以阅读大批书面的汇报材料。有些中央领导同志还到各地进行调查。通过大量的调研工作，在思想上、理论上和政治上为八大的胜利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

1956年10月1日，国庆游行队伍里群众高举“庆祝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成功”的标语

认真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同时借鉴苏联建设中的一些教训，积极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中央最高决策层形成了共同的认识。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上升到思想理论的高度进行概括，是这次调查研究的重要特征。通过这次调查研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摸清了很多情况，思考了很多问题，在思想理论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从这次调查研究过程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党内的民主生活是比较活跃的。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调查通知中特别强调指出：汇报文件“要突出地批评中央工作和地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揭露矛盾（包括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并提出解决意见”。因此，在调查研究中能够听到真实的反映，了解到真实的情况。陈云曾经深有体会地说过：从1949年到1956年那一阶段里，“我可以放开手脚干，所以许多观点讲得更充分一点”。正因为大家碰到了新的问题，又有积极探索、敢于讲话的环境，所以才出了新的观点。
1956年中央领导同志通过调查研究在八大提出的方针政策和一些重要论断是正确的。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经验不足，全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缺乏足够认识和思想准备。八大以后，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左”的错误，八大的正确路线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来。

（资料来源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 周恩来 刘少奇 朱德 邓小平 陈云论调查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