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题材主题创作仅有目的性或艺术技巧不能成就经典，经典一定是在人与生活及其所处的命运价值选择、历史必然趋势不断锤炼交汇、循环咏叹中走出来的。最近首演的歌剧《八一起义》即是一部见事更见人的佳作。《八一起义》写出了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在中国革命处于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以崇高的理想、坚定的意志、过人的胆量、机敏的智慧，力挽狂澜，绝处逢生，打响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启独立领导革命的新篇章。那是一场惊雷在潜行，是熹光在穿透，是春潮在激荡，而乘风挟雷的正是一群最先感受人民对时代巨变的渴望并决心推动其巨变的革命者。歌剧《八一起义》的每句歌词、每个音符，都在努力表达历史车轮那一声巨响，都在努力描述朝阳喷薄的那一刻庄严，都在努力抒发今人回眸百年艰难与梦想的无尽感慨……

这一创作，优势和难度并存。优势体现在这个题材的独特性，难度在于如何架构。民族歌剧的选材和呈现基本上以人物为主，在确定核心人物的基础上，选定生发戏剧矛盾冲突的事件来结构戏剧，大多数都是因人设事，也有一些作品看起来是围绕某一重大事件展开，但最终的落脚点依然是“人物”，戏剧事件伴随人物的成长发展向前推进。然而这一题材终究要反映“南昌起义”这一重大事件，与这一事件相关的人物众多，到底应该聚焦在哪些人物身上，无疑相当棘手。我们看到，歌剧从立意上，以“军魂所系”统揽全剧，讲述了当年“党领导军队”的意识觉醒，以及打响第一枪的过程中每个人的信仰和抉择，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起义的整个过程，既讲述了南昌起义在党史中的非凡意义，标志着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也不避讳起义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的经验教训。歌剧重点讲述了起义的艰难决策以及起义过程，并延展到秋收起义从攻打大城市转而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延展到三湾改编采取一系列措施从组织上确立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延展到井冈山会师，创建革命根据地……由此，我们随着歌剧走进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一群热血青年在黑暗中寻找中国的出路，为了心中的梦想和中国的未来在行动。在歌剧舞台上，以塑造群像为主题的作品为数不多，这个剧，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贺龙、张国焘等鲜活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其主人公不是某一个人或两个人，而是一群生龙活虎的青春形象。满台青春，满台阳刚，气势恢宏，洒脱不羁，多么清丽和震撼。另外，该剧还设置了一些普通人的成长，如景芸、哑巴这两个角色，是在考察当时众多群众和士兵的基础上加以虚构和提炼而来。景芸从大革命失败的死人堆里逃脱，来到贺龙的身边，向他描述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这样的安排使贺龙的转变更有来由。从第一场大革命失败出场，到最后牺牲，以景芸为代表的普通战士，都是从乡土走到革命队伍中。正是这些人构成了革命最终要依靠的社会基石，也构成了革命最终要服务的社会群体。尤其是景芸的那几段重点唱段，从普通人的视角唱出了他们眼中的军队、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回旋变奏式的情节架构，张弛交替的戏剧节奏令观者耳目一新。起义的紧张过程，之前复杂的时代风云，之后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等，背景宏阔、内容丰富，于此歌剧采取了创造性的结构来处理，选取了重点情节，设计典型场面，总体按照线性叙事逐步再现起义。巧妙的是，以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相互启发、引导，展现革命先辈选择正确道路时的初心和力量之源；以周恩来、邓颖超之间的革命约定和畅想，展现周恩来行动的情感力量的动力之一，堪称神来之笔。这些设置通过贯穿全剧的时空交错的意识流手法，大量运用正叙、插叙、倒叙、多时空平行叙事等手法，连带起义现场内外的众多人物、重大事件以及若干富有戏剧意味的场景等，一起编织进一个现在时与过去时频繁“闪回”、交替呈现的叙事框架中，使之有机连接、彼此作用、共同升华。

由于南昌起义过程非常复杂，需要处理复杂广阔的时间和空间，时空转换成为舞台常用的表现手法——在特定场景，让舞台安静下来，进入另一种叙述空间，相隔数日、数年的情境、情节，得以灵动地衔接、组合，人物在时空中不断跳进跳出，实现叙述的自由，给观众留下良好的观剧体验。究其原因，就是创作者很好地理解了时空转换的表现手法是服务于“叙述体”这一样式的。该剧的叙述容量大，不仅仅是时空连贯，还随着情节的推进不断挖掘当年这一事件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不断通过新的戏剧行动去解决问题，常常在争执最激烈时，或者起义千钧一发时，进行闪回，将节奏徐徐推向高潮。这种在广阔时代背景中取精用弘的佳思巧构，成功避免了事件的简单陈述与叠加。

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如果没有引起当代观众思想情感的共振，就算不得好的作品。创作者始终应该思考：这个故事在今天讲述还有多大价值，能给这个时代的戏剧、艺术乃至美学提供什么新的启示？人物投身革命，要写出历史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不是概念化的，而是具有时代、历史、潮流的概括性，善恶、价值的概括性。我们看到，歌剧的开篇就将我党生死存亡的命运，两种观念的对抗呈现在观众面前。而后，将表达空间切分为几个部分：以周恩来等起义将领为代表的参会主体，以哑巴、景芸为代表的基层民众声音，以赵福生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各个表达空间均依靠戏剧本身的逻辑共同推进情节，各司其能、剥茧抽丝，有叙有议、有回溯有瞻望，把南昌起义的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多角度、多层次地呈现出来，所有表达空间共同指向的是渐次揭开的悬念和渐趋明朗的人物命运、革命形势。在主题叙述的“间隙”，还渗透着丰富的历史细节，如甘棠湖小筏子会议上大鱼吃小鱼的妙喻，贺龙带领官兵抢修铁路、周恩来与邓颖超江边离别等，赋予作品令人回味的意趣与哲思。会场不过江西大旅社等有限的几个场景，舞台却为其营构出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范畴。歌剧通过那一段峥嵘岁月的精彩讲述，将追求真理、坚定信念、勇于拼搏、不怕牺牲、敢为人先、开拓创新的可贵精神内涵充分表达出来。尤其是通过起义将领们在最危急时刻的生死抉择，将“听党指挥”这一军魂所系发端于南昌起义写得非常透彻，从中发现人、发现人性、发现时代、发现思想，实现对复杂广阔时空更有效的舞台呈现。

与话剧、电影、小说比，歌剧独特魅力的重要来源之一，在于音乐对人的内心深层意识的透视与放大。而战争的攻防、胜败等具有极强烈的外在形式，它对个人性格、命运与情感压倒一切的强制性，往往使个人在战斗中的行为以及价值得到凸显，而在其行为深处蕴含着的思想与情感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极易被淡化。因此，战争的鲜明特点恰恰是歌剧不擅长表现的，而歌剧孜孜以求的东西往往又容易在战争场面的铺排中被隐去。如何解决歌剧对战争的审美“视角差”问题，这对主创而言是个挑战。南昌起义这样的题材，“庄重、凝重、沉重”是无法绕开的，但我们看到，全剧的唱词精准地凸显了人物内心和个性。题材本身充满“刚性”，而诸多唱段在相应的戏剧情境当中并不刻意避开柔软，所谓柔软不是简单的“委婉”，而是复杂的“内敛”。

鉴于起义将领都是男性，剧作家在剧情中融入了三次穿越时空的邓颖超、参军杀敌的景芸这两个女性角色，满足了歌剧人物多样性和声部色彩丰富性的表现要求，为作曲家的音乐创作及舞台整体史诗性叙事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对比元素。作曲家将恢宏而又琐碎的历史场景的音乐描写进行自然转接，完成了众多人物的个性化塑造，将起义将领们某些戏剧性强于抒情性的内容化为具有美感的唱段。混声合唱《怒火在风雨中燃烧》，男声小合唱《必须在南昌起义》，领唱与混声合唱《支前歌》，张国焘的独唱《中央的决定》，男声重唱《第一次拍了桌子》，景芸的独唱《雷火中的笑容》，贺龙的独唱《捧起入党志愿书》等，感人肺腑。甘棠湖小筏子会议上，三位英才的男声对唱与合唱，乐观诙谐，颇具喜剧意味。周恩来与邓颖超之间重复三次的对唱《相伴一生》，诗意盎然中意蕴深邃，情真意切中隐含决绝，不仅仅是爱情，更多是革命理想。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三次“击掌约定”，两位伟人的对唱与重唱以“治大国如烹小鲜”的英雄气概纵论天下大势、共商伟业前途，音乐妙趣横生，表演生动。毛泽东、邓颖超的适时切入，既在常理常情之中，又出人意表地支撑着剧情的进展，成为力量的源泉，表达了对革命的思考，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在序幕合唱、尾声混声合唱《党的队伍向前方》中，精妙的乐队配器和声部安排，在观众听觉审美中形成气势磅礴、印象深刻的音乐记忆，久久回响。纵观全剧，作曲借助音乐思维和音乐逻辑的力量，无痕而有力地推进动作走向，在戏剧冲突的并置、对比中，营造起属于《八一起义》的音乐架构与表达，并为每个剧中人物提供了广阔真实的典型环境，担当起对这一历史事件思想深度的挖掘与体现。

“八一起义”是江西当仁不让的必做题材。因歌剧自身的美学特点，无法苛求其展开异常丰富的细节（如能够当然更好），但综合叙事和歌剧音乐主题的要求，可进一步提炼、强化和贯穿精神性的主题——谁主沉浮的追问，落脚到枪杆子里出政权，更落脚到依靠人民的力量，这样可以相对避免给人铺陈史实的印象。周恩来、邓颖超的三段重唱，如果能根据不同情境和人物情绪，进行区分处理，对这一对革命夫妻的情感赋予成长性，以及反向推动人物在关键时点的艰难抉择，是否会更具人文深度？另外，江西下大力制作这样一部原创歌剧，亦可以成为一个人才遴选与锻炼的契机。相比于这个歌剧的火爆，我们更期待通过后续的B组训练和巡演，使本土歌剧后继乏人的状态得到缓解，把江西的歌剧创作家底建立起来，这是件特别有意义且影响长远的事情。